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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１５０名学生中惟一因兴趣不合而退学的学生。
此时已是１９５５年的６月下旬，一年一度的大专联考（每年的７月２６、２７日）马上又要开始，李敖在经过短暂的补习之后，再一次步入联考的考场。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这一年，他顺利考入了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并且名列前茅。
台湾大学历史系是一个师资实力雄厚的大系，号称集过去北大、清华与中大（中山大学）三校史学教授的精华。李敖摆脱了对法律专修科的不满，有了一种如愿以偿的感觉。
但好景不长，李敖很快又大失所望了。他说：
“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犹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文学家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ａｒｏｙａｎ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Ｗｕｇｏ Ｌａ Ｆａｙｅｔｔｅ Ｂｌａｃｋ都不知道！”①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4）
就李敖的性格而言，其自负、自恃及狂狷的特点在中学阶段已经形成，到了大学，这种性格进一步得到发展。在他的心目中，大学不该是读死书的地方，大学生应该是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的一群人，大学培养的目标应该是造就智慧的才俊，培养出有骨气、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事实上，在李敖眼中，这里的学生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及时行乐。而历史系，李敖认为尤其如此。
此时，李敖从少年时就有的狂狷性格已完完全全暴露无遗。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他的“丧礼改革”。
还是在上初中时，李敖读书，便处处不忘学以致用。从初二开始，受胡适影响，他要移风易俗，不过旧历年。他认为过旧历年是一种不进步，并且违反现代化。通达的父亲十分尊重他的“卓见”。他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于是，爸爸、妈妈以及姐姐妹妹弟弟们，兴高采烈，大过其年。他们吃大鱼大肉，李敖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夜，李敖偏要早睡；他们送来糖果压岁钱，李敖一概退回。就这样一晃五年过去了。
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７日晚上，李敖的父亲因脑溢血去世。次日午前，李敖收到“父病速归”的电报，赶赴台中。下了火车，见到接站的人，才得知父亲的死讯，李敖“为之泪下”。在家里，因为天热，父亲已入棺，棺盖已钉，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他便找人拍了两张照片留念。
此时已上大一的李敖，又进行了一场“丧礼改革”的实验。
李敖受胡适影响甚深，对移风易俗早已有身体力行之举。如今，他反对传统“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丧礼，力主对父亲的丧礼实行“改革”，在家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李鼎彝的老同事鄢曾荫说话了：“李敖你读书明礼，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李敖反驳道：“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鄢老师理论不过李敖，顿时语塞。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5）
李鼎彝先生生前是台中一中中文科的主任，一生朋友甚多，公祭时，场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有两千人。按照传统惯例，孝子要拿哭丧棒痛哭，给来吊丧的人磕头。但李敖反对封建礼制，统统不来这一套，并且当众一滴眼泪也不掉，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激起了众人的极大愤怒，长辈们逼着他去磕头，但他态度依旧，“横眉冷对千夫指”。
在多达两千人的葬礼上，人人都在痛失师表，缅怀死者的种种好处，同时也在心中痛骂李敖这个“不磕头、不烧纸、不流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不孝之子。但李敖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心中对父亲的怀念也许要超过任何一个人，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当２０年后他身居囚房时，也许又想到了这次难以忘怀的“改革”，想到了一切特立独行的人表达感情的独特方式，他写下了这样一篇优美动人的散文。其中写道：
一般情的标准，是人情之常的标准，生离死别、送往迎来、待人接物等等，无不在人情之常标准上朝前滑，大家也照例办事，不以为异。但有些人——极少的一些人，他们的表现却好像不近人情的，冰冷的：有的人好朋友死了，他只三号而出（秦失）；有的人太太死了，他却鼓盆而歌（庄周）；有的人弟弟死了，他却不办丧事（张良）；有的人独生子少小离乡，到外埠求学，临走前她一滴眼泪都不掉（胡适母亲）！
……
雪的表面很冰冷，但雪化成溪，溪汇成河，作用就非常明显了。但人们总怪雪冰冷，雪却不解释，它只用洁白答复了一切。①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6）
李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长辈的怀念和尊敬。就在父亲去世之后，为了安慰孤独寂寞的母亲，当新的一个旧历年来到时，当母亲习惯性地为他安排大鱼大肉之外的炒饭时，他一句话没说，放弃了炒饭，默默地加入了“过年派”的行列；１１年后，他印出了父亲的遗著《中国文学史》，并为之作了长序，以志怀念。这些无声的行动，也许正是李敖在情感上有失“人情之常”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吧。
这次“实验”，在他人眼中也许是个闹剧，但对青年李敖来讲却刻骨铭心，他真正地体会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谈起书来容易，真正实行起来，可就需要大勇。他说：“那是我平生最得意的一次经验”，“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①后来，对别人的凡属婚丧嫁娶的活动他一概都不参加，这也正是他反世俗思想的一种过激的延伸。
１９５６年，李敖在考入台大历史系后的迎新会上，大放厥词，使在座的全体师生惊叹！当时的情景尚无文字查考，但很快他便成为台大的知名人物，确是事实。更让师生瞠目结舌的是，在颇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台大，李敖却穿起了青袍长褂，而且一年四季从不换装。
在夏日炎炎的校园里，人们常可看到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着青袍长褂的青年，拎着一大包书，往前急匆匆地赶路。他就是李敖。“长袍怪李敖”成了台大的一大景观。只要是台大人，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见过“文学院那个穿长袍的”。人们看他的眼神，颇有点儿像“五四”时期北大校园里众人看拖着辫子的怪杰辜鸿铭。与他同届的地理系同学潘毓刚（后任世界华人协会召集人）回忆说，当时在他眼中，李敖是一个“身穿长袍，阴阳怪气，类似青洪帮的人物”。而后来与他成为好友的同学郑清茂则在回忆中说：“曩日于台大校园，时见一长袍青年，恒与女人为伍，即李敖也。余甚鄙之，自忖其人不过风流种子耳……迩来朝夕相处，始知其人虽狂放不羁，而实则今世之怪杰，极可爱可亲之人也。余甚悔曩之不识英杰，遂与结交焉。”就在他已离开台大后，他的“恶劣”影响依然不减，一位台大女生在给李敖战友的信中介绍她漂亮的室友时说：“不知道谁有福气，我希望你认识她，也愿意你的好朋友认识她，李敖除外。”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7）
历史系有个夏教授也整年穿件破袍子，可是夏天最热的那一两个月，也破例夏威夷一番。有一次，他看到李敖在盛夏里仍穿着黑绸大褂大摇大摆，特地走到他面前，不声不响地盯了他一阵，最后摇摇头，不胜感慨地说：“你简直比我还顽固！”
一位女同学问李敖：“李敖，我忍不住了，我一定要问问你，这么热的天气你还穿这玩意儿，难道你不热吗？”李敖望着她那充满了救世精神的脸，慢吞吞地说：“冬天那么凉，你还要穿裙子露小腿，难道你不冷吗？”
当然，李敖夏天的耐热和女孩子冬天的耐冷在心理上是不一样的。
早在上小学时，李敖亦有过穿长袍的历史，但那也只是过年过节时候才有的事。到上高中时，因家庭贫困无西装可穿，只好穿起了爸爸留下的长袍。但他对长袍并不反感，早在小学时代他对那种长袍的古风就已产生崇仰之情，他忘不了当年崔老师那身长袍给他带来的奇异的美感，大博士胡适着长袍的照片亦给他带来过许多憧憬。所以，他面对周围的非议，丝毫不感到窘迫。他在打油诗中写道：
长袍马褂气何如？
吾不忘本衣非胡。
群小见之哈哈笑，
无奈老夫不在乎。
就这样，久而久之，着长袍成为李敖的一个标志。
他要借此培养自己的个性，一种独来独往的气魄，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
狂狷——正是李敖在外表上给人留下的印象。
第二部分丧礼改革（8）
在学业上，李敖对历史系的教育方式有诸多不满。他认为，在台大那么多系中，历史系是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学生。他说，丙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
李敖反对这种学习方式，考试都懒得应付。大一时八门课，有三门不及格，甚至连中文都差点没过关。中文老师叫叶庆炳，第一次写作文，他还在班上夸奖李敖的作文全班第一，但是李敖认为他没有学问却好装腔作势，心里就讨厌他。到后来，在课堂上，李敖拒绝背书。叶庆炳老师就声言要给他不及格。而叶庆炳的老师郑骞却在旁讲了一句话：“李敖的中文不及格，谁的中文及格呀？”叶老师这才给了他６８分。
尽管如此，李敖仍不以为然，他始终充满了自信，并以一种俯瞰的姿态面对周围的不解和误解。正可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说：“形式上，我是有点‘安事诗书’、‘束书不观’的。我不上课、不抄笔记，也不买老师的账，尤其是我看不起的老师。我在台大既如此特立独行，自然被侧目而视，只会皮相之见的人，当然只会从皮相看我这个‘长袍怪’，而不知道我有‘一飞冲天’的真本领。所以在台大的我，只是‘不露文章世已惊’的我，只是部分的我。但这种真相，只有我知道。‘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台大池中，我被看作一条怪泥鳅、一条大泥鳅，毕业两年后，我退伍回来，我就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①的确，多数人看到的只是皮相上的李敖，很少有人能深入到他的内心，感受到他那内在的力。
第二部分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1）
二、失恋：“性的信仰的转变”
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李敖情感早熟，更不例外。在大学阶段，爱情已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５０年代的台湾，西方现代文化思潮逐渐涌入，性解放的观念亦在台湾的大学中产生广泛的影响，比如大学生同居现象，在当时不乏其例。
在李敖上法律系时，罗君若上高三，两人的情书往来并未中断。台湾大学地处台北，李敖的情书便改由在台中市中念书的大妹转交，每封信都谈天说地，洋洋洒洒，最长的一封竟长达８３页。这种交往后来因故中断。李敖父亲去世后，“罗”写信给他，两人又重续前情。在这一阶段，李敖对罗的爱情基本上依然是“外冷内热”式的，“古典”式的，鸿雁传书式的，自抑式的。第二年，他考入历史系后，这一切发生了变化。李敖重考入台大文学院时，罗君若考入台大理学院化学系，住女生宿舍。李敖没去找她，而只是写信。直到有一天，她约李敖在深夜的校园相见，两人从此陷入热恋之中。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５日，两人“同归不处”。李敖说：“当时我２１岁，正在历史系念二年级。在那个年代，台北有公共浴池，内有房间，似乎未闻警察去查，我们提心吊胆地去过一次，性交、戏水，洗得好痛快。”大二时，“罗”干脆由化学系转进了历史系，与李敖同班。
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