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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缓解这一决定对费尔乔德公司的打击，比塞尔决定让依特埃克设计照相机，而由费尔乔德公司来负责具体制造工作。
比塞尔后来解释了他放弃费尔乔德公司的原因：“取代费尔乔德的依特埃克方案是依靠喷气发动机来稳定胶卷舱，并通过能在舱内活动的照相机来拍摄相片。这一过程同U…2侦察机和其他侦察飞行器上所使用的拍摄系统十分相似。最后，我们决定放弃费尔乔德公司的通过旋转达到稳定的拍摄系统，使用依特埃克公司的方案，因为后者更有利于照相机的拍摄。”
比塞尔已经准备好向总统提交一份比2月初詹姆斯·克雷恩和兰德的草案更具体的计划书。4月6日，比塞尔向古德佩斯特将军提交了一份六页的项目和预算提纲。虽然该计划马上得到总统的书面批准，但没有制定任何权威的书面规定来确保该项目的机密性。或许卡贝尔将军会在信封的背面看到要求保密的字样，但是关于这一点的记录并不十分清晰，只有古德佩斯特在一份备忘录中重申了保密的要求。
艾森豪威尔总统所批准的这一方案，很快得到了身兼高尖项目研究署的负责人、海军研发机构的助理主管、空军弹道导弹师副指挥官及科学顾问吉姆·詹姆斯·克雷恩的赞同。比塞尔提纲的开头对侦察卫星的项目作了一个简短的描述。“‘科洛纳计划’是一项秘密研制的短周期侦察卫星项目。这种卫星的主要使命是将胶卷舱返回地球并确保其降落到事先指定的回收海域。”
比塞尔说，这颗卫星有可能拍摄到足够清晰的照片，给美国提供苏联北部地区，诸如正在建设的导弹发射点、从前没有发现的军事基地及其他大型军事设施的军事情报。比塞尔还告诉总统，卫星项目至少需要包括1959年6月前的实验到1960年春天卫星升空在内的12次发射。借此希望给外界造成这样的假象：WS…117L计划的电信传输系统已经研制成功，“科洛纳计划”届时已经终止（实际上，“科洛纳计划”一直持续到1972年）。在备忘录中，比塞尔提到，一个无须先进高度控制系统的自转科洛纳卫星可以提前六个月发射上天，但是前者拍摄出的照片的效果却远远不如后者。
根据比塞尔的计划，该项目将由三个部门协力完成，它们是五角大楼的高尖项目研究署、空军弹道导弹师和中央情报局。高尖项目研究署将负责卫星各部件研制的技术监督；空军将指导这一工作，对卫星和火箭助推器进行测试，并在海军的帮助下负责卫星的发射、追踪和回收操作；中情局的任务则是负责卫星侦察设施的研制并做好保密工作。比塞尔示意12个“雷神”导弹和“阿吉娜”助推火箭的制造工作可以从WS…117L计划挪进“科洛纳计划”，空军应该为这一环节提供经费。中情局则需为照相机和返回舱研究支付700万美元的费用。
4月25日，在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下，杜勒斯下令中情局的财务人员拨出700万美元执行“科洛纳计划”，对此杜勒斯抱怨说：“这是一笔在其他经费尚无着落情况下的计划外支出。”同一天，比塞尔将一份简短的工作称述送达洛克希德公司，在其中总结了该公司在“科洛纳计划”中的主要职责。
比塞尔使用多个机构来组织实施计划的弊端很快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但是他却凭借同副手瑞特·兰德将军的紧密合作及对兰德和詹姆斯·克雷恩的影响来避免无谓的争执，以防失去对项目进展的有效控制。然而，三个参与部门在卫星项目上相互重叠的职责和利益，却为60年代早期五角大楼和中情局激烈争夺侦察卫星项目的主导权埋下了祸根。
这并不能怪罪比塞尔。他只是在确保建立艾森豪威尔在2月份要求的机构组织原则。艾森豪威尔十分清楚各部门之间的矛盾将会阻碍新兴卫星项目的发展，因此对军备研究所可能引发的部门利益之争保持戒心，他本打算将全部的控制权交给中情局以确保卫星项目的高效快速进展。但是后来总统也意识到有必要让五角大楼也参与其中，因为需要它为“科洛纳计划”提供人力、火箭、发射地点和追踪卫星及可回收胶卷舱的支持。年初刚刚批准卫星项目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就宣布，五角大楼应该通过高尖项目研究署与空军共同参与“科洛纳计划”。这一折中方案是看似合理的，因为当时空军已经研制出能够将卫星送入太空的火箭，而且由詹姆斯·克雷恩领导的高尖项目研究署处事机敏、目光远大。不幸的是，从长远来看，几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在艾森豪威尔一直担心会出现的部门竞争面前崩溃了。
后来出现的激烈斗争在项目刚刚开始的头几个月就初露端倪。空军迫于自身导弹项目的压力，宣布生产“雷神”导弹和“阿吉娜”助推器的费用必须由“科洛纳计划”提供，而不是从空军基金中拨款，这使得比塞尔在4月份所作的预算完全失效。此外，比塞尔意识到还需要额外的七次发射——四次作实验，还有三次要为了有关生物卫星的说法进行相关的科学实验。上述的一切完全推翻了比塞尔原来关于预算的设想，并在接下来的整个夏季引发了项目高层官员之间的一系列讨论。詹姆斯·克雷恩、比塞尔、古德佩斯特将军、国家预算委员会负责人毛瑞斯·斯坦，和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唐纳德·夸尔斯参与了这些讨论。
高尖项目研究署和空军在提供火箭计划的经费问题上的争执更加激烈。到10月份的时候，比塞尔得出结论：空军试图从“科洛纳计划”中为WS…117L计划里的其他项目中捞得经费。比塞尔为“抢劫性质的账目系统”和“有关成本的争执”而抱怨不休，他告诉一位来自空军的助手，所有的部门对此都有无法说出口的理由。比塞尔有一次还警告瑞特·兰德将军，不断上升的研究费用很可能将迫使卫星项目被取消。10月末，他又告诉另一个空军将领有如此之多的部门参加决策只能带来混乱。
几天后，比塞尔命令在卫星项目机构的资料中存放一份措词严厉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表示了他的愤怒：在这里，备忘录的署名者再也无法为项目成功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他无法对项目资金进行有效的控制，不管这种有效控制是通过依靠机构自身的资金，还是通过与国防部达成共识来达到。
然而，最可怕的一个变化就是，高尖项目研究署决定将“科洛纳计划”中的发射次数削减1/3，以便为其他卫星项目留出资金。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12月初在给詹姆斯·克雷恩和唐纳德·夸尔斯的文件中强烈反对这一计划。他要求两人在这一削减计划被正式通过之前能和他探讨这一问题。最终，削减计划被取消了。
在艾森豪威尔批准“科洛纳计划”后，比塞尔选择了位于H大街的麦特梅克大楼，也就是U…2项目原来的实验中心作为卫星项目的指挥中心。以洛衫矶为基地的弹道导弹师被指派负责同洛克希德公司和其他供应商的日常接洽。该弹道导弹师的副指挥官也就是该师后来的指挥官瑞特·兰德将军主要负责监察这一工作，但是他指派了一个名叫克拉伦斯·李·百图的联络官在帕罗阿图负责这些细节，并直接同普拉默一起工作。
百图是一个超级有条理但是又十分难相处的人。他十分清楚精简管理部门的重要性，他的主要原则也反应了比塞尔本人对简洁但有意义的管理方式的喜好，这一原则后来被称为“百图法则”而广泛传播。百图法则包括以下几个要点：要尽力保证项目办公室小型的规模和快速反应的能力；在选人的操作上一定要慎重，一旦选定就要依靠他们杰出的个人品质；放手去做但要努力调查失败原因；削减一切不必要的文件工作；及时矫正错误；不要和总部过多交流；永远不要向后看，历史不会重演。
以南加州为大本营的比塞尔和瑞特·兰德，很快就重新建立了像在U…2项目中的轻松关系，但是这一次，这种默契的关系并没有缓解困扰卫星项目的官僚和预算压力。比塞尔在若干年后回忆了他同瑞特·兰德的合作，他特别解释了以下的问题。“卫星项目以一种非常不正式的方式开始，”比塞尔说，“我和瑞特·兰德在随即的工作进展中划分了两个机构的分工，决定是我们一起作出的。在这个项目中只有极少的人参与，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很亲密的，所以我们能很快很明确地作出决定。我们从没有为了相互妥协或达成共识而遭遇无边的等待。”
这项计划的机密性必然会导致行政机构的混乱：一些对“科洛纳计划”并不知情的官员们时常会无意中阻碍比塞尔和他同事们所从事的工作。例如，五角大楼的官员7月份建议使用“丘比特…C”火箭来作为卫星的助推器，这样，“雷神”导弹就可以用来发展攻击性武器。“科洛纳计划”的研究人员发现不得不重新改造整个工程，以使其适应“丘比特…C”火箭，因为“丘比特…C”火箭的构造同“阿吉娜”完全不同。而进行改造的时间最少也需要九个月。比塞尔很快进行了干预，才使得五角大楼的这一建议被搁浅。
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还有一些相信发射卫星是要进行生物实验的工程师们一直抱怨，“阿吉娜”在轨道上的水平位置并不适合承载小白鼠等动物。他们建议将使“阿吉娜”在轨道上保持垂直。此外，他们对“阿吉娜”内部没有用于维持生命的有效空调系统感到迷惑。比塞尔和普拉默当然不能告诉他们空调系统可能会让光线进入到卫星中，而这些光线很有可能会损坏胶卷。
第四部分第十二章 埋头苦干（3）
“科洛纳计划”对比塞尔和他的研究小组来说是第二项高难度的庞大工程，因为该小组当时还负责向德国、土耳其和日本派遣空军的U…2侦察机和发展高新侦察飞机的项目。在“科洛纳计划”进行时，比塞尔还担任着中情局计划发展署的助理负责人。但是1959年1月，杜勒斯任命比塞尔为计划的副指挥，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职务实际上蕴涵着深意：比塞尔掌管了中情局在世界范围内的侦察项目的权力，当然也包括那些极其机密的项目。
早在1958年初比塞尔开始负责并推进“科洛纳计划”时，他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对卫星项目投入足够的热情，正像他在负责U…2侦察机项目时候所做的那样。比塞尔认识到自己正战斗在冷战的最前线——指挥美国最前沿侦察卫星项目，在这种想法的激励下，他为助手们和制造商制定了一个繁重的进度表。每个月尤其是在项目遇到困难的时候，比塞尔和瑞特·兰德都会召集两三个供应商的代表至少进行一次会谈，以便了解项目进度和所遇到的难题。通常，比塞尔和瑞特·兰德会并排坐在桌子的一边，制造商和工程人员则围坐在他们周围。大部分会议都是在加州召开的，会议的传达则通过中情局的秘密电话和有线电视系统来进行。
每一个参与项目的制造商都清楚自己在完成分工项目上的技术难题。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一边推进计划，一边进行创造。中情局后来描述了这一情形：“一开始，没有人知道到底应该如何研制这颗侦察卫星。在这一崭新的领域，不存在任何专家。”
施里弗将军说，要从太空获得高度清晰的照片，简直就好比“从帝国大厦拍摄波士顿北部教堂的钟楼”一样不可思议。
布德·维伦是当时为卫星项目工作的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他在后来为中情局研发新式侦察技术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科洛纳计划”所遭遇的困难。“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我们都说服自己要忘记在刚起步的时候是多么缺乏经验。研制‘先锋’是这种情况，在研究‘雷神’和‘宇宙神’导弹时也是这样，卫星项目就更不必说了。我当时一直在洛衫矶研究弹道导弹项目，我们每个月的项目复审会被称为‘黑色星期六’。载重台成为一个技术难关。我们小组为了使‘雷神’能将负载物送到月球而失败了三次。”
空间物理这一学科在当时还处于起步阶段。卫星升空的轨迹数据同将导弹从一个大洲发射到另一大洲所要的数据不同，需要一系列新的计算。当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便利的研究工具，没有环行电路、转换器和掌上计算机，有的只是一些真空电子管和简单的凸轮开关装置。在1958年就来到洛克希德公司、后来参与“科洛纳计划”的萨姆·阿若奇回忆说：“当时他们只能依靠马卓和费里顿计算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