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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贤明的一代君王，他也很重视耕耤礼，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其开耤田，朕躬耕以给宗庙粢盛。”意思是农业是天下的本业，朕要亲自耕种，以给宗庙祖宗奉上丰盛的五谷。雍正帝在春耕伊始，亲自下锄开犁，以显示他对农业的重视。
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国事必然一朝多于一朝。尤其是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以后，政务繁杂的帝王不可能再像传说中当年的虞舜那样亲自垦田。尽管如此，雍正帝仍然在京设有耤田，春耕伊始亲自开犁，以示注重农功，劝率百姓力田务本。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农事惟邦本，先民履亩东。翠华临广陌，彩轭驾春风。礼备明神路，年期率土丰。劝耕时廑虑，何敢惜劳躬。”这是雍正帝亲耕耤田有感而作，诗中继承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农为邦本”的思想，表明了他对农业作为本业的重视。
耤田和先农坛原来设于首都，雍正帝于四年（1726年）下令命各府州县设立先农坛，也就是开出一块耕地，准备一切耕田器具，每年仲春亥日地方官举行耕耤礼，意思是让他们知道“敬天勤民”，学习注重农功的精神，使官员“存重农课稼之心”，农民“无苟安怠惰之习”。他这样做，不但是为了让地方官吏通过劳动了解种田人的辛苦，以培养他们敬天爱民的精神，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了解农事，少犯些盲目指挥的错误。他的命令很快就得到了贯彻执行，五年（1727年）春天各地开始举行耕耤礼。州县的耤田只有四亩九分，但要种好这点田，必须了解天时气节、土地肥瘠、农业生产等其他一些情况，可以以此指导全州县的生产，所以仍然有一定意义。在实行得较好的地方如河南等地，就明显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河南松江府有这样的民谣：“雨过番湾滑大堤，先农坛下看扶犁。争传野老荣冠带，到处撑献早罱泥。”这表明推行耕耤礼和老农顶戴政策后，农民的生产热情有了很大的提高。
尽管皇帝的命令是金口玉言，但天高皇帝远，地方上还是有些封建官僚阳奉阴违，表面上响应雍正帝“行耕耤礼”的号召，背地里却对此大不以为然。针对这一状况，雍正帝保持和发扬了他改革中既有的“较真”劲儿，行铁腕政治，力挫愚顽。
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广西巡抚韩良辅奏称临桂县知县杨询朋将耤田荒芜，致使颗粒无收。雍正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令革除杨询朋的职务，并罚他在该县耕田十年。这一做法堪称高绝：你不是不肯耕种耤田吗？你不是总想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吗？那好，就罚你老老实实做十年农夫，看你还舍不舍得把你的官老爷架子放下来。雍正六年六月，又有浙江总督李卫参奏永康知县陈桂搞的“耤田典礼”草率了事而不合规定，为此，雍正帝也将陈桂革职查办。也就是说，就算你耕种耤田了，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也不行，也同样要受到处罚。
表面上看，雍正帝对这些官员的处罚有些过分，但实际上他这样做却有其高明之处。俗话说，一室之不治，何以治天下？一个地方官吏，如果连几亩耤田都不好好侍弄，又如何能很好地治理一方百姓呢？ 既然如此，干脆就免其官职，以防因一人无能而连累一方百姓的情况出现。
雍正帝的这一做法，使地方上出现了许多懂得如何指导农业生产，以田为本，下力气抓农业生产的勤政官吏。在这些官员的带动下，地方各层次的人都把农业摆在第一位，当时的农业发展出现了良好的势头。国力日渐昌隆，步入了一个政治清明、百姓乐业的太平盛世。
改革创新，老农顶戴
广大的农民是支撑封建帝国的基础，只有他们的辛苦劳作，才能保证举国上下人民的丰衣足食，永享太平。可他们却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直饱受上层社会的层层剥削和压迫，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一直延续了几千年。雍正帝在执政期间，为改善农民的这种状况采取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做法。他抓农业有许多措施，其中创造性的措施是鼓励农民勤劳耕作，奖励农民中的劳动模范，授予老农顶戴则是颇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历史趣闻。
雍正帝曾说：“农人辛苦劳作以供租赋，不仅工商不及，不肖士大夫亦不及也。”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农民的作用和地位。在这句话里，他把农民高高抬了起来，认为农民把辛勤劳动的成果供给政府税赋，支持国家，这样巨大的贡献非但工商业者无法比拟，就是那些不贤能的官僚也无法跟农民的贡献相比。雍正帝认为：官员能配朝廷的顶戴，农民为什么就不能有顶戴？因此雍正帝下令各州县官员，每年必须在各乡中选择一两个勤劳俭朴又没有过失的老年农民，授予他们八品顶戴，以示奖励。
花翎、顶戴（也作顶带）本来是清代官员区别等级的帽饰。花翎，即孔雀花翎，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其中以三眼花翎最尊贵。花翎一般只赏给朝廷加恩的贵族与高级大臣；顶戴，够品级的官员都有，官品以官帽上顶珠的色质区别，所以顶戴以红宝石、珊瑚、蓝宝石、青宝石、水晶等分出高低上下之别。皇帝有时对次一等的官员赏以较高级的顶戴，例如从一品的总督，赏加一品顶戴，即按正一品官持遇。有时皇帝还把某品顶戴赏给无官的人，作为一种嘉奖。雍正帝赏给老农顶戴的做法就是这样。
八品顶戴，相当于县丞的级别。一个老农民在封建社会能得到八品顶戴，的确了不得，足见雍正帝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
推选活动自雍正二年到七年每年举行一次，每乡之中选出一二名，老农的八品顶戴由皇帝特授，每年选出的“老农顶戴”，都要披彩挂红，成为地方的一件大事，也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几十岁的老农民带上皇帝钦加的官衔顶戴，在乡村之中是十分惹眼的。这对发展农业、鼓励农民认真务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雍正帝虽居深宫，却能体察民间疾苦，贤明待人，并勇开先河，让田间辛苦劳作的农民也当当官，破除古代官农不平等的等级区别，真可谓吏治开明之君。同时，他重视农业和推崇农民的做法也颇值得当代人引以为鉴。
当然，老农顶戴这官也不是好当的，雍正帝之所以授予他们顶戴，就是要在农民中树立楷模，以便众人仿效，提高农民垦田耕种的积极性。同时，农官还有另外一项任务，那就是他们有责任用他们的先进经验指导当地的农业生产，让富民强国的政策得以贯彻。
无可否认，雍正帝的这一举措的确是非常超前的，他所处的时代，是十八世纪初期，距今约有二百七八十年的历史。但是，就是在那时，雍正帝就早早提出了农业生产中传授技术、互相帮助示范效用的理念。
由于在具体的选拔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弊端，如许多被推举上来的“老农”，并不是雍正帝理想中的老实厚道、确在耕作上有成绩的“老农”，而且地方上某些乡绅无赖，往往靠贿赂的方式就能得到这个顶戴，并借此大耍淫威，横行乡里。一些无赖乡绅，竟借此自称某县“左堂”（所谓左堂，即县太爷为右堂，自己为左堂，即与县太爷平起平坐的意思），建立衙门、私设牢狱，以朝廷八品大员自命，竟公然要朝廷九品巡检（负责缉捕盗贼，维持本县治安的小吏）、未入品的典吏（掌管县里监狱事务的小吏）服从他的命令。
发现这个问题后，雍正帝立即命令把那些靠蒙混上来的农官革职，另选合适人选替补，并允许那些不法的农官及其举荐官员自首，对拒不自首的则严惩不贷。同时，雍正帝在七年（1729年）后又把一年一选改为三年一选，以表示对此事的慎重。
从这件事上，让人看出雍正帝既能大力推行改革，又能及时纠正改革中出现的弊端。这不但需要改革者有承认错误的勇气，而且还要有大胆改正错误的豪气。
因地制宜，垦荒造田
垦荒造田是雍正帝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措施。雍正帝充分认识到人口增长快于耕地增长速度所带来的“地少人多”的矛盾，他说：“良田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者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而解决“地少人多”的主要方法就是大力推广和奖励垦田行为，扩大耕地面积。他指出：“国家承平日久，户口日繁，凡属闲旷未耕之地，皆宜及时开垦，以裕养育万民之计。是以屡颁谕旨，劝民耕种。”雍正帝曾屡次下达垦荒令督促百姓垦荒。
垦荒令下达后，各地陆续推行，而以田文镜在河南实行得最为有力。据记载，他严饬垦荒，在雍正元年至雍正八年的八年时间里，垦荒和自首的隐田共五万四千一百顷，而康熙九年至六十一年的五十三年中，垦荒和自首的隐田为十二万六千九百顷。这就是说康熙年间河南每年平均增加垦荒和自首的隐田近二千四百顷，雍正年间为六千七百多顷，后者比前者增长速度高出一点七八倍。雍正十年（1732年），河南的税田为六十二万九千多顷，以雍正八年的首垦说法，它占到垦田总数的百分之八点六，可见河南垦首田增加的速度快，幅度大。
雍正帝还组织了宁夏垦荒。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到宁夏察看河渠；三年，改宁夏左、右卫为宁夏府，下辖四县；五年，增置新渠县；七年（1729年），又设宝丰县。设府添县反映了宁夏地区农业的发展。雍正帝听说宁夏若得水利，可垦地二万余顷，若每户授田百亩，可安置几千户，因此特派大臣单畴书到宁与陕西总督、甘肃巡抚共同治理渠道，募民垦种。雍正七年（1729年），单畴书死在宁夏工程上，雍正帝就派右通政使史在甲前往接任，不久又派兵部侍郎通智主持其事。宁夏原有大清、汉、唐三条水渠，但年久失修，水道淤浅，雍正帝命集中力量疏浚，又命开清惠农、昌滑二渠，工程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因雍正十年（1732年）西北用兵，使用民力较多，顾不上宁夏河工，雍正帝遂撤回通智、史在甲，将有关事项交宁夏水利同知专管，即按常规进行。
在垦田方面，雍正帝还注意到四川的开发。当时四川仍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农民生产技术落后，雍正帝命地方官劝谕开垦，招聘湖广、江西有经验的老农教授土著居民垦荒的方法、给予老农衣粮，等到开垦有成效了，给以老农顶戴。雍正六年（1728年），湖广、江西、广东、广西四省民人数十万进入四川，雍正帝命根据各地区外来人口的多寡，分给三四十亩、五六十亩不等的荒地，并给耕牛、种子以及口粮，妥善安置。
尽管雍正帝鼓励百姓垦荒，然而垦荒是一个有着复杂牵涉的问题。土地国有自然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在封建制度下，地方官代天子治地方，俨然是土皇帝，土地国有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土地官有。农民报垦，要给地方官好处费，否则便难以报垦，有时垦荒甚至比买田还要贵。在这种情形下，百姓垦荒的积极性就受到了打压，垦荒自然就受到了限制，即使是已垦荒地，农民也不愿呈报而加以隐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雍正帝下令，允许民人因地制宜，自垦自报，官吏不得勒索和阻挠。从前报垦，水田六年，旱田九年起科，雍正帝命水田照旧，旱田推迟为十年，并著为定例。
然而在报垦荒田数目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地方官为了显示政绩而谎报垦田数字，“以虚粮累民”。有的则按现有耕田加赋，以多征之税，虚报垦田。当王士俊接任河东总督后，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雍正帝在晚年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乖张。他指出，地方上报垦荒，有的以多报少，有的以少报多，或将已垦之地重报，荒熟地亩不分，混行造报，要给予不同的处分。
为了解决新垦田地隐匿太甚、田土纠纷太多的问题，雍正帝决定采取清丈田亩的方法。清丈田亩，古已有之，但历来难以真正实行。这是因为一旦清丈土地，必然触及很多方面的利益，地主豪强和平民百姓都想将新增田地隐瞒下来，以逃避赋税，所以不惜一切千方百计进行干扰和阻挠。
雍正帝对此早有预料，在四川清丈田亩之前，他曾说过：“清丈乃系必不可行之事，视乎其人，因乎其地，斟酌万妥，然后举行一二处。”他并不想进行太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使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因而只是将清丈作为一种补救措施随机应用。
雍正六年（1728年）时，雍正帝派刑科给事中高维新等去四川丈量新垦田地。但由于清丈官员借机生财，受贿放卖，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