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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图地区的中医也为给我母亲治病，不辞辛苦。大沙河的中医给我母亲治病还不收费。
我看着哲柱充血的眼睛和忧郁的表情，意识到母亲的病情十分严重。我问弟弟，家里有没有粮，他说米缸已经见底了。
第二天，我拿同志们给我的钱在小沙河买了一斗小米朝土器店沟出发了。我估计一斗米，三口人（母亲、哲柱、英柱）能吃一个月，再说，有一个月时间，我们也可以从南满回来。
一斗粮约有15公斤，拿那时我家的情况来说，连粥都饥一顿饱一顿的，有了这些粮食算是了不起了，简直够办一桩喜事了。
可是，我觉得这点粮食太少了。挎在肩上的带子虽然把肩膀勒得挺疼，我却不觉得它重，要和母亲给予我的爱相比，它实在是轻如鸿毛。
过去，我从父亲那里听到了十三道倡义队长李麟永的故事。这个人被推举为十三道倡义队长的过程，确实是戏剧性的，而且值得后人从中吸取教训。
当关东（朝鲜东部）义兵长们为推举他做义兵部队的领导人而去找他时，他正在护理弥留的老父亲。那时，李麟永说，义兵可以由别人来指挥，可是父母一去就不能再见，我怎能丢下不知何时瞑目的老父，离家而去？我不想成为不孝之子。于是他推辞了他们的请求。直到第四天，才不得已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全国的义兵都争先恐后地投到李麟永的麾下，人数达到8000人之多。不久，许、李康年的部队也来汇合，倡义军由8000人增至1万名。用小铳武装起来的3000名旧韩国军也投来了。
全国义兵长们把李麟永推戴为十三道倡义队长，在他的指挥下向汉城挺进。义兵的最终目的，就是打进汉城一举推翻统监府，废除保护条约。
按着这个作战计划，义兵部队正一步步逼近汉城时，李麟永因老父去世，把指挥一事交给了别人，自己赶回老家奔丧去了。他的回乡和先遣队许吃败仗的消息，使义兵士气大伤，进而招致了部队瓦解的悲惨局面。
我在搞学生运动的时候，在吉林，同留吉学友会的成员就李麟永因父丧回乡的问题进行过争论。
那时，有很多同学骂李麟永，说他是没有灵魂的义兵长。他们气愤地说，身为统率一万大军的义兵队长，面临进攻汉城这样的大事，竟为父丧回乡，那叫什么男子汉，算什么爱国者。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骂李麟永。也有几个人袒护他。他们说，因父丧回家治丧，是应该的、很自然的，还把他捧为孝子。
现在，我们把忠于国家，孝敬父母的人称为孝子。可那时，只要为父母尽孝，就称为孝子。
我反驳说，李麟永的行动不能成为真正孝子的典范。
“要同样地爱国爱家，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孝子。只重视家庭，忽视国难的人，怎么能称为孝子呢！现在应该改变对孝道的儒教式的价值观了。如果李麟永尽到自己的责任，达到目的后再到父亲的墓前祭奠叩拜，那么他的名字就会在后代面前大放光彩的。”
这是向那些封建道德和儒教式孝道观渗入骨髓的人们掷去的炮弹一般的宣言。
留吉学友会成员分成两拨，有的说，成柱的话有一定道理。有的说，没有什么道理，争论很尖锐。
对现在我们的社劳青盟员和少年团员来说，这是一个没什么可争论的简单而又明白的问题。但是，在那时却是一个很难断定哪个对、哪个不对的相当困难的问题。全国人民都一致地认识到又爱祖国，又爱家庭，才算是真正的孝道，并把它当做一种信念，这是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和血泪斑斑的体验才形成的。
我在背着粮袋回家的路上，重新想起了李麟永的这个故事。不知怎么，我又觉得那个倡义队长的做法好像是对的。从过去众人异口同声地责难为没有灵魂的义兵长的行为里，我多少发现了一点点情理，在心里有一点点同情他，对他有了一点点理解，这不能不说是奇怪的事。
一个人因为要干革命，就忘掉家庭，那是很难的，也是不可能的。革命也是为了人，革命者怎么能无视家庭，对父母妻子的命运漠不关心呢。我们一向认为家庭的幸福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同一个脉络上的。国家处于逆镜，家庭也不得安宁；家庭蒙上阴影，国家的景况也会晦暗。这就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正因为我们持有这样的信念，才为了救出一个战士的家属，毫不踌躇地向敌后派去一个团的兵力，这是战争史上没有前例的。这是只有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才能信守的情义和道德。
初期，我为忠于这种道德尽了努力。出狱后，把活动舞台转移到东满，以敦化和安图为中心来往于各地，这时我时常回家看望，常给母亲带些药去。
不料，我这样做，倒惹母亲生气了。她见我频繁回家，有一次把我叫到跟前告诫说：
“你要干革命，就要专心致志地干革命；你要在家过日子，就要专心过日子。必须选择一样。依我看，家里有哲柱，我们能靠自己过日子。你不用为家操心，最好一心扑在革命上。”
我听了母亲这一席话，以后就减少了回家的次数。自从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后，我几乎没有回过家。
对此，我很后悔。即使母亲是那样告诫我，我仍然应该尽到做儿子的道义。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心痛。对家庭、对国家都至精至诚，这决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离土器店沟越近，我的步子就越快。可是，心却越来越沉重。想到要会见病危的母亲，不禁有些心慌。
泥塘里，芦苇已经长得挺高，随风摇曳。本来这里因为芦苇多，叫芦苇村，几年前住在下村的金秉一开始烧土器卖，使这个偏僻的深山沟大有改变，因此便改叫土器店沟了。
我走过独木桥，向上村走去。眼熟的茅草屋映入眼帘。胡枝子篱笆歪歪斜斜，屋顶的苫草多年失修，很像久不住人的破屋。那就是几年未经男子汉的手修缮的我的家。
我刚打开栅门，还没进院子，房门突然打开了。
“妈妈！”
我大声叫着，向倚着门框坐着、现出笑容的母亲急步走过去。“我说呢，脚步声好耳熟嘛。”
母亲手摸着卸在廊台上的粮袋子的背带，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心里怕她责怪我老回家，幸好母亲没说什么。
母亲和我互相问着别后的情况，我和母亲说着话，时时留神她的音容和神态，想估摸出她的病情。从外表上看，她和去冬差不多，但可以看出气力已经大减。胸脯也塌了，脖子也细了，鬓角也出现了丝丝白发。我禁不住悲伤地想，那无情的岁月竟这样过早地在母亲脸上留下了令人不禁泪下的痕迹。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漫无边际地谈着：日本军队打到哪里了，游击队今后要怎样行动，和梁世凤先生将怎样携手，在根据地应该做些什么母子俩一直谈到了午夜。
母亲老是把话题转到政治问题上去。一提到家里的生活和她的病，母亲就敷衍一两句，把话题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使我不得不随着她的意思说话。
我断定，母亲对我隐瞒自己的病情，这意味着她的病已经很重。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母亲将不久离开人世了。这使我心里一阵颤栗，脊梁骨像泼了冷水一样，眼泪直往肚里流。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做早饭吃，饭后和哲柱弟一道上山去打柴。家里的柴禾也只有一两捆。我心想，借回家的机会，多打些柴禾，也许心情会轻松一些。
心里倒是很想多砍些柴，能烧几个月，可是山不高，沟不深，枯木也没有，只能砍些灌木。
“哲柱，除了这些，没有更禁烧的吗？”
弟弟见我问他，往上提着土布短裤，回答说：
“不管是什么柴禾，砍上一背架就回去吧。妈知道了又该说你了。”看他外表像不懂事，可心里挺明白。他一面砍柴，一面老是不放心地往村子那边望。
看他那样子，是在担心妈知道了我们背着她出来打柴。他也知道，妈知道了我为家里的事操心，就不高兴。我一手抓住树枝，迅速地挥着镰刀砍起来。
日暮时分，我们才背着柴禾下山。刚走到可以望见芦苇塘的拐角，只见母亲站在院子的一角在等候我们。
我拄着支棍下山，老是沉浸在冥想之中。想到要留下病重的母亲去远征，就感到心如刀绞，眼前漆黑。我们虽然把远征的期限定为一两个月，可是，在这一两个月里，我的命运会怎么样，部队的前程会怎么样，这是谁也不能预测的。
我又想，像从前那样，再搞几年地下斗争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做，我就可以每几个月回家一次，商量家里的事，安慰母亲。是不是这样做才是我做儿子的对一辈子受苦受难的母亲，对内心经受了非同一般的痛苦的母亲应尽的道义呢？祖母刚回家乡没多久，我又离开安图，母亲该多么孤单，她病弱的身体怎么能挺得住！可是，又不能为我个人的家庭问题，取消已经定在游击队一年活动方针里的远征南满的计划。
“嗨，住在这山里还怕没柴烧吗？”
站在栅门边等我们的母亲不高兴地说。
我以笑来代替了回答，擦着汗望着母亲。
“我看你有点变了。在抚松的时候还没那样，在兴隆村倒也没感觉到，你近来怎么越来越为家里操心了呢？”
母亲的声音有些嘶哑。
“隔了好久又闻到野草味，心里怪爽快的。”
我装着没听见母亲的话，若无其事地走进了院子。
那天晚上，我家四口人围坐在饭桌边，这是难得的事。碟子里还放着烤鱼岁鱼，那烤鱼岁鱼是别有风味的。我问这是哪里来的，母亲告诉我，是小弟弟怕我来了没菜给我吃，钓了一些鱼岁鱼挂在房檐下风干的。那烤鱼岁鱼有手指头一般大，放了一碟，我吃着虽然好吃，却难咽下去，剩了几条。
小弟弟睡熟后，母亲欠起斜靠在墙上的上半身，严肃地对我说：
“我看，你不像从前了，有些变了。我可没想到你会背着粮袋来奉养妈。
当然你是为我这个生病的妈担心，倒是应该感谢你至诚的孝心。可是，妈不是以此感到安慰的人。在抚松的时候，为了扩大妇女会组织，拉着你的手爬越险山峻岭，难道是为了得到今天这样的安慰吗？还有更大的事等你去做。
你应该遵循你父亲的遗嘱。处境还不如我的朝鲜人多得很。不要惦着我，快走你该走的路吧。”
母亲的话充满激情，声音微微发颤。
当我抬起头时，看到母亲咬着嘴唇，说不下去了。母亲的那几句凝聚着她的人生观的话语，像暴风一样震动了我的灵魂，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这是贵如千金的瞬间。
母亲缓了缓气，接着说：
“拿打柴的事来说吧。你若是个没事干的人，那倒也可以你就当这世上没有妈，没有弟弟，不要再惦记家。你离开家，把革命工作搞好，那我的病也许会好起来的。所以，你要带领部队快些出发，这就是我的心愿。”我马上回答：
“我一定铭记母亲的话。今晚在家过，明天就到小沙河去，带领部队立刻向南满的梁世凤先生那儿出发。”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只好把头转向墙角。母亲心里也难过，把放在角落里的针线篓拿了过去，开始给我的军服上衣钉扣子。
不知为什么，这时候我的眼前突然浮现了我父亲葬礼上的各种情景。
那时，母亲没有穿丧服，也没有到坟墓上去。只给我们三兄弟穿上丧服，去行葬礼。吴东振、张哲镐、梁世凤等人为首的独立军，还有我叔叔，数十人跟到墓地去，但我母亲没有去。
父亲去世不久，到了端午节，那时我们缠着母亲要她一起到父亲的坟地去。
母亲却说，我去做什么？你们自己去吧。她为我们准备了祭品，并一一告诉我们，香火要怎么点，酒要怎样敬，要怎样叩拜。我想，她不同孩子们去坟地，是为了不让我们看到她的眼泪。
母亲总是一个人到父亲的坟前去。只有一次破例，因为李宽麟未能参加葬礼，事后到抚松来，去父亲的墓地时，母亲陪她一起去的。因为李宽麟吊丧时过于悲痛，几乎哭昏了，我母亲还在一旁劝她不要哭。
我母亲是个重感情的人，可是从不流泪。她的性格刚强，作为一个女人是罕见的。我在少年时看到母亲令人惊异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正因为是这样的母亲，才能这样不顾自身卧在凄凉、寂寞的病榻上，还果断地催促儿子上路，以鞭策儿子的心情说出使我身心震颤的、当作毕生的座右铭的训话。
我的母亲不是平凡的母亲。我总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