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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洋铁制造枪管。
东满的兵器厂当中，最有名的是和龙县金谷的神仙德鹰岩窟兵器厂、汪清县南区兵器厂和延吉县依兰沟南阳村朱家洞兵器厂。
鹰岩窟兵器厂是用通过延吉县八道沟矿的革命组织弄到的炸药制造了炸弹。
起初，制造的是轰响炸弹，这种炸弹声响挺大，可是杀伤力几乎等于零。
为了消除这种弱点制造出了辣椒炸弹。这种炸弹比轰响炸弹效果大些，可是，只是气味呛人，杀伤力几乎没有。后来，和龙的同志们用碎铁片代替辣椒，制造了杀伤力挺大的炸弹。这种炸弹就是有名的延吉炸弹。延吉炸弹问世后，我们把和龙的朴永纯叫到小汪清大房子，举办了历时两天的炸弹讲习会。这是为了把制造炸弹的技术普及到东满各地。来自间岛各县的兵器厂成员和游击队指挥员参加了这次讲习会。
讲习第一天，我给大家讲了火药制造法。当时，游击队兵器厂制造炸弹所用的火药，是通过秘密渠道从矿山购进的。因为敌人对火药的管制很严，这种方法总是伴随着危险。我们较容易地自行从民房获取了火药原料，并用它成功地制造了炸药。在讲习会上，讲授了制造炸药的秘诀，并把它推广到各地方去。朴永纯讲了炸弹制造法及其使用法、保管管理法。关于他们在和龙自力更生研制炸弹过程，引起了听讲者们一致的赞叹。主管鹰岩窟兵器厂的朴永纯、孙元金两同志的技艺都很高明。后来，这个兵器厂成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可靠的武器制造基地和修理基地，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
如果能有一位作家把反映我国人民在夺取武器的斗争中发扬的无比的自我牺牲精神、大胆性、随机应变的机智和非凡的创造精神的故事综合起来，用形象的画幅再现出来，那会成为一篇庄严的叙事诗。千万年来，被置于历史之外、只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在无知和蒙昧中挣扎的人民群众，他们作为亡国之民而痛苦地流尽血泪，尽管咬牙切齿，但只能将它当做命运逆来顺受的淳朴的人民群众，终于走上了用自己的力量开拓自己的命运的神圣的解放斗争道路。
我每当看到地方组织缴获的或自制的武器，就再一次自豪地确认，我们相信自己人民的力量，要依靠这一力量开拓朝鲜革命的决心，是多么正确。
我们在加紧进行建设常备革命武装力量的准备工作的同时，特别关注奠定抗日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的工作。在实践斗争中，使人民群众不断地提高觉悟，得到锻炼，使他们做好抗日战争的准备，这是我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全民族一致地动员起来，这就是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
1930年，农业空前歉收，随之而来的严重的饥饿，为我们继秋收斗争之后，再次开展新的群众斗争提供了条件。为了不让秋收斗争后高昂起来的群众斗争气势减弱，我们又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地主的新的春荒斗争。春荒斗争，从向地主借粮的借粮斗争开始，急速地发展为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地主粮食的夺粮斗争，清算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暴力斗争。
春荒斗争的烈火，把东满地区的人民革命化的工作推到了新的高度。在反革命对革命的攻势越发猖狂的情况下，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依然深入群众，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对群众的启蒙和教育工作。各群众团体砸毁关门主义的框框，打开了大门，在实践斗争中，不断地锻炼了群众。
但是这个工作并不是在哪里都进行得一帆风顺。为一个村庄的革命化，有时甚至会牺牲好几名革命同志，有时，还要受到人们的难以忍受的鄙视和怀疑，却因不能说明自己是革命者，只好默默地忍受这一切。
我在富尔河村的经历，可以说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富尔河村位于从安图到敦化的重要通道上。不经过这个村庄，就不能自由地来往于敦化地区和南满一带，如下使这个村庄革命化，小沙河、大沙河、柳树河等临近村庄的安全就很难保证。
组织曾派去几名有能力的工作员，可是都失败了。需要赶快在那里扎下组织的根子，可是无论谁到那里，就被抓去遭到杀害，简直想不出一个妙计来。金正龙愤恨地说，富尔河村是个反动村，那个村里准有间谍或白色组织暗藏着，要设法把他揪出来。听到这个村的事，我也觉得很奇怪。
富尔河村有一个姓宋的组织成员，但是单靠他一个人，不可能探出反动分子，也不能实现村子的革命化。总得有一个人豁出命打进去，该揪出来的揪出来，该组织的就组织起来，把这个村从反动 村改造成革命村，非这样不行。
于是，我自愿要求到富尔河村去。
我把宋同志叫到小沙河，事先商量好该怎么做。
“等你回到村子，就说你家缺人手，要雇一个小伙子做长工，把这话传扬出去。那么着，我就到你家去当’长工‘。”
宋同志一听这话，圆睁起眼睛说，那个村反动分子猖狂得厉害，怎么能冒那种险呢，还说，要你当“长工”，这成什么话？他说着直摇头。组织上也反对我到富尔河村去。
我不顾人们的反对，和宋同志一道坐着牛扒犁到富尔河村去了。我没洗脸，也没理发，故意弄得像个傻子似的打进了“反动巢穴。”几个小时后，当我和宋同志吃晚饭的时候，突然骑警队扬起灰尘驰进村来。不知是用什么方法，怎样联系的，这么快就从安图派来了警察。
在外边玩耍的孩子大叫大嚷说，骑兵队来了。我就走到院子里，抡起斧头劈劈柴。情况就和在蛟河不知名的一个女人家的经历差不多。
骑警指着我，问他是谁。宋同志就回答，是他家的长工。
有一个骑警晃着头说：“据说，有一个共产党干部到这个村来指导”看样子，他们想象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绅士打扮的干部，急忙奔来，可是看到的却是一个穿着破旧的褂子，蓬头垢面的我，觉得白跑了一趟，显出挺失望的样子。
那时，我疑惑地想到，是不是我们的队伍里有通敌的不纯分子。因为我要打进富尔河村的事只有几个主要干部知道。
骑警回去后，我一看宋同志，他面无人色，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我从第二天起，大清早起来，给房东家打水、劈柴、扫院子、煮牛食。
然后，跟宋同志一道每天坐扒犁上山去。到了山上，我就看文件，讨论工作，砍柴，并一样一样地向宋同志交代任务。
村里人都说我是个老实的“长工”。富尔河村的人们只拿我当一个憨厚的“长工”。井边结了冰，村里的妇女就招招手叫我快给她们把冰砸掉。这种事我都乐意地给她们做了。因为我想，村里的人越是多使唤我，我就会越像“长工”，我越老实地为他们干活儿，敌人就越不易发现我是个革命者。
有一天，宋同志他们对门的人家办喜事。村里的人拥来叫我去给他们家打糕。他们可能以为我是扛“长工”的，干这种活一定是干得很漂亮的。
我的种了一辈子庄稼的祖父常说，能把扶犁、弄铡刀、打糕这三样活都学到手才算是真正的庄稼汉。可是，我从来没有打过糕。我家的生活情况，哪里富裕到能做打糕吃。我若听从村里人的话去，怕露了我的身份；要推辞，又不像个“长工”。因此心里犹豫不决。起初，就推辞说房东家活儿忙，不能去。
可是，人们再三地来催，不好再推辞了。
我来到办喜事那家的院子，这家主人一看有人来帮忙感到很高兴。他从前院的瘦瘦的半老人那里把木棰夺过来交给了我，说“小伙子，今天的糕好不好吃，全在你这一手啦。使出你的本领吧”。他们哪里知道我心里的苦楚呢！女主人忙把刚蒸出来的糕米盛在大木盆里端出来，我看着又好笑，又为难。村里的人们围着我，要欣赏我这个“长工”的手艺。在农村，看打糕，也是个乐趣。
我往拿着木棰的手上唾了一下唾沫，心里想，嗐，豁出去了，使出全部力气抡起木棰干吧，这反正是人干的活儿，“长工”也不是万能的嘛。顶多骂我手艺不高罢了。这时，宋同志察觉到了我的心事，使我摆脱了窘境。他说：“看你这人，你那胳膊怎么打糕？我不是告诉你，要留神你那胳膊吗？”他故意摆出主人的威严责怪我，然后对办喜事那家人笑呵呵地说：“他昨天上山砍柴，伤了胳膊，不能打糕。邻居办喜事嘛，我来替他打吧。”村里的妇女们在给客人分糕时，也把我当“长工”对待。别人的糕都放在碗里，可我的就递在手里，我对村里人这样慢待我，并不觉得不好，反而对我的工作有好处。
把富尔河村革命化的工作，就是这么不简单，在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过程中，曾遇到很多困难，但要和这里比起来，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的了。我在这个村，大约呆了一个半月，建立了组织，发动青年骨干清算了密探。
我回到小沙河，对同志们讲了在那里发生的事，同志们捧腹大笑。我对同志们说：“革命者没有打不进去的地方。过去一直没能打进去是因为像浮在水面的油滴，没能深入群众，绅士式地搞革命的缘故。”建立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后，我曾率领部队去过富尔河村。我成为游击队长骑着马路过这里，开群众大会讲了话。村里的人们一见我都惊呆了。
那些招手叫我给她们砸掉井边的冰的年轻妇女，看到讲完话坐在马鞍上的我，说道：
“哎呀，那不是在咱村扛过’长工‘的小伙子吗？他成了革命军队长哩。”她们不知如何是好。
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就这样克服掉了。
可是，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就是对给朝鲜共产主义者带来了很多流血损失的救国军部队的工作。
五新的武装力量的诞生
由于一连串轰动世界的事件，1932年春显得非常动荡。霸占了满洲大陆的日本帝国主义搬出被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推翻的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制造出了傀儡国－－满洲国。日本的御用宣传机器和中国的关内以及满洲的亲日出版物，不失时机地大肆宣扬“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建设，赞美满洲国，而亚洲和世界的进步舆论则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刚刚抵达日本的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活动，这个调查团的使命，是查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责任。
以英国枢密院顾问李顿为团长，由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列强的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同日本国的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外务大臣会见后，又到中国，同蒋介石、张学良会晤，然后到满洲同关东军司令本庄中将见了面，还视察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现场。日方和中方为了把李顿调查团拉向自己一边，大搞欢迎和招待竞赛，有人猜想，如果调查团查明事变的真相，国际联盟行使影响力，那么，日本也许会从满洲撤军，这种臆测不仅在政界、社会界和舆论界流行，连那些对政治开始敏感的小学生和农村的老年人也都这样说。
当时，我们正在安图地区加紧武装斗争的准备，对那种臆测和风闻并没有怎么注意，而专心进行军事训练。小沙河妇女会会员们天天把午饭装在木盆里，用头顶着送到土器店沟的台地上。
3月中旬，我们为东满许多具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小组的指挥员，在安图举行了短期训练（短期讲习）。有将近20名指挥员从其他地方聚集到小沙河土器店沟。
短期训练进行了两天，头一天上理论课，第二天进行动作训练。我在政治课上讲了朝鲜革命的路线和方针问题，还讲了游击队的生活规范和行动准则。军事训练主要由朴勋负责辅导。那时我们的训练逐步从规定动作、武器装卸等基础训练深化到袭击、埋伏等战术训练。
安图成了朝鲜共产主义者建立抗日人民游击队的活动总部和中心，常有工作员和通信员从豆满江沿岸各县来到小沙河同我们联系。我们在安图组织游击队的消息，一直传到国内各地，20岁上下的热血青年们听到这个消息，冒着生命危险，从朝鲜和满洲各地拥到安图来，要求参军。
边达焕在带领八名志愿入伍的五家子青年来安图的路上，被日本军警逮捕关进监狱，也是在这个时期。解放初，边大愚老人来找我，讲到他儿子未能实现入伍的理想，在狱中虚度了几年岁月时，表示十分惋借。
在间岛的各县中，特别是延吉地区，来找我们的人最多。延吉地区密布敌统治机构和镇压工具，密探网也很多。1932年4月初，池田大佐指挥的以罗南19师所属38旅75团为基干，由炮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