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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我给安昌浩提出书面质问，是希望他看了我的质问后，哪怕片刻也好，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的主张，不要把那些违背民族自尊心和自主精神的有害思想继续灌输给听众。同时，我还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殷切愿望，希望听到这位被尊为独立运动大老前辈的人讲他还没来得及谈的关于独立运动的新的方针和策略。
可是，出乎我的预料，情况变得严重了。
安昌浩看了一会儿纸条，又向主持人问了几句什么。事后我听孙贞道说，那天安昌浩问的是认不认识纸条上署名的金成柱。
安昌浩傲气十足，滔滔不绝，扣人心弦的讲话，突然消沉下去，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他突然停住高屋建领般的讲话，敷衍了几句，就仓皇地走下了讲台。
看来，他碰到这些质问，变得很严肃。我只是为了让他受点刺激，才提出了质问的，可是他既不反驳也不做解释，就在中途抛弃了讲话，自动地退下来了。
听众大失所望，对他突如其来的消沉气馁，抱着疑惑拥向了门口。
就在这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吉林督军署派几百名宪兵、警察，突然闯入会场，逮捕了300多人。演讲人安昌浩自不用说，连玄默观、金履大、李宽麟等许多独立运动者也都被抓到警察厅关起来了。
指挥这次大逮捕的是朝鲜总督府警务局的国友。安昌浩来到吉林时，国友也同时来到奉天，同中国当地宪兵司令杨宇霆见了面。告诉他有几百名朝鲜共产主义者汇聚在吉林，请求杨宇霆把他们都逮捕起来移交给他们。
根据杨宇霆的命令，吉林督军署的警察、宪兵，在国友的操纵下一面搜查朝鲜人的住宅，一面闯迸大东工厂进行了空前的大逮捕。
尽管安昌浩的讲演有些问题，但对敌人逮捕他和几百名朝鲜人的暴行，我们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愤慨。尤其是，我刚提出书面质问，演讲就被中断，紧接着安昌浩又被逮捕。所以，我觉得引起这一连串连锁反应的责任好像就在于我提出了那张书面质问。这种想法使我感到很痛苦。
当时，统治中国东北地区的军阀张作霖，通过《三矢协定》与日本勾结起来，残酷地镇压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反日独立运动者。这个《三矢协定》是以根除满洲地区朝鲜民族解放斗争为目的的阴险毒辣的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甚至给逮捕朝鲜人爱国者有功的走狗发了奖金。有一些中国反动官吏为了领奖，甚至进行诬告。
他们在大东工厂的大逮捕，也是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唆使下干出的反动的镇压暴行。
我们立即召开”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的会议，认真讨论了争取释放被捕人员的对策。紧接着，又去找独立运动者商讨营救办法。然而，他们早已吓昏了头，提不出什么办法来。
我们主张，大家紧密团结起来，给吉林督军署施加压力，就能营救安昌浩先生以及其他所有被捕人员。我们再三强调，发动群众的力量，是最有威力的办法。
独立运动者们却说，你们这些赤手空拳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够说服蛮不讲理的督军署？与其群众出面闹事，还不如给他们送钱行贿。他们又一次表现了不相信群众力量的陈腐观点。
我耐心地说服他们，只要把群众的力量团结起来，就能办到用钱办不到的事。接着，在孙贞道主持的吉林教堂举行了市内的独立运动者、知名人士和青年学生参加的群众集会。在会上，我向大家说明了督军署同日寇相勾结，大量逮捕朝鲜爱国者和无辜朝鲜同胞的经过。然后告诉大家说，他们会以几文钱为代价，把逮捕的人全部移交给日本警察。很明显，朝鲜的爱国者们就必将遭到残酷的刑罚。因此，爱国家爱同胞的朝鲜人，都要同心同德地团结起来，奋起开展群众运动，营救被捕的爱国者。
我们开展争取释放安昌浩的运动，有不少人就摇头晃脑地表示无法理解。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民族主义者，而且还有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甚至在我们影响之下的青年学生当中也不乏其人。他们心想，对安昌浩的理论提出了书面质问的人，这回为什么又如此费尽心机地要去营救他呢？
我说服他们说，我们反对的是安昌浩的思想，并不反对安昌浩这个人。
安昌浩是朝鲜人，又是为争取朝鲜独立而斗争的爱国志士，我们怎能不去营救他呢！当时，我是把受苦受难的朝鲜民族应当同心协力、有难同当的大义名分放在首位的。
我对安昌浩的演讲提出质问，并予以反驳，是因为我希望他抛弃事大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改良主义立场，更加积极地献身于光复祖国的神圣斗争。我们跟民族主义者进行思想斗争，其目的并不在于打倒他们，而在于启发他们，在反日旗帜之下，尽量多团结一个人。
我们开过群众集会之后，在吉林市内各地，往墙上和电线杆上张贴了许多传单和檄文。上面写着”中国警察毫无根据地逮捕朝鲜同胞关在监狱里进行迫害“、”中国的官署不要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当“、”尽快释放关在监狱的朝鲜同胞“。
我们还给各家中国报社投稿，大造舆论。吉林市的青少年和群众每天拥到督军署去大声要求立即释放被监禁的人，有时还在督军署前面举行示威。
为了阻止反动军阀把逮捕的朝鲜独立运动者移交给日本人，我们作出了一切努力。
在群众的压力下，吉林督军署终于在二十几天后释放了安昌浩和其他所有被捕人员。安昌浩的获释，是我们经过紧张的斗争取得的胜利。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为了看望恢复自由的安昌浩，我们到独立运动者他们那里去了。
我暗自希望安昌浩对我们提出书面质问的心情多少有所理解。
但是，安昌浩一出狱就急忙离开了吉林。我无从知道他是怀着何种心情回上海去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振作起精神，怀着新的心情离开吉林的。
从那以后，他没有玷污爱国者这一崇高称号，经受了一切考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证实了我的推测。
安昌浩离开吉林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过了十多年，我们在白头山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安昌浩被日寇逮捕，后因在狱中得病，不幸去世。
我听到这个噩耗，想到他为民族的启蒙和团结献出了一生，却没有看到国家独立的一天，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禁不住十分难过。然而，我同安昌浩的异乎寻常的关系，并没有就此完全断绝。虽然安昌浩已经与世长辞了，但他的妹妹安信好解放后任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和我们一起工作。
解放后，我胜利地回到祖国，通过在国内活动的爱国志士，了解到安昌浩的妹妹住在南浦一带。于是我把寻找安信好的任务交给了当时作为派遣员在南浦地区工作的金京锡同志。过了几天，由南浦送来了已找到安信好的报告。我给金京锡同志打电话问了安信好的情况，金京锡只回答说，她成天抱着《圣经》不放，看来像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女人。
我对金京锡同志说，她是一位著名爱国烈士的妹妹，她信教也会有爱国心，要给她以党的影响，好好引导她。
金京锡同志答应了，但显得不大情愿似的。当时还是对所有宗教徒一律另眼看待的时候，所以我几次反复强调不要这样对待宗教徒。但疏远宗教徒的倾向却依然存在，很不容易克服。
过了几个月，金京锡同志告诉我好消息说，安信好已经入党，把党证夹在《圣经》里带着，为建设新祖国忘我奋斗。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想，安昌浩的爱国魂并没有完全埋入地下。
每当看到安信好为祖国、为人民忠心耿耿地做工作的情景时，我心里就不禁想起安昌浩，十分感慨地缅怀他作为独立运动人士度过的坎坷不平的一生和他为民族付出的劳苦。
毕生以反共为信念的金九，在举行南北联席会议时来到了北半部。他一见到安信好，就大为惊讶。看来，他完全没有想到，共产主义者们会让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大人物的妹妹负起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样的重任。安信好本是他年轻时的恋人、未婚妻。
我们对安信好的信任，也就是对安昌浩的信任。这又是我们超越思想和信仰的区别，在民族这个范围里，对以爱祖国爱民族为宗旨结成血肉关系的所有独立运动的老前辈表示的礼节和敬意。
七三府合并
总的来说，20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联合反日爱国力量促成统一战线的时期。真正为民族前途着想的先觉和爱国志士，都确信独立的基础在于反日力量的统一和团结，并为之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我国三·一人民起义的影响下，随着新思想潮流的传播而迅速组建的许多工人运动团体，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合并成了朝鲜工农总同盟。团结反日爱国力量的工作，在民族主义营垒里也有了发展。
当建立民族的唯一政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1927年成立了共产主义阵营和民族主义营垒的联合战线机构－－新干会，并开始集结了几万名会员。
合并反日爱国力量的运动，在成为独立运动策源地的满洲地区也积极开展起来。从”韩日合并“以后，在满洲地区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无数小规模的独立运动团体，经多次离合聚散，到1925年基本上分成正义府、新民府和参议府三个府，分别独立地开展了活动。
然而，这三个府各自划出自己的管辖区，与其他团体既不联系也不合作，像中世纪的小公国那样形成鼎立之势，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攻势面前，陷入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的地步。由于珲春事件、兴京事件、古马岭事件等日军接连不断的大屠杀和”三矢协定“的缔结，满洲地区的独立军团体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日军在凤梧洞战斗和青山里战斗中惨遭失败后，为牵制独立军的武装活动，继续增强自己的兵力，推行死一名日军就杀十名朝鲜人的惨无人道的心理杀戮战，把正在成长的独立军推入了被动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热衷于争夺霸权的各府领导人，为扭转独立军面临的困难局面，不能不考虑独立运动团体的合并问题了。
从三个府诞生的初期起，独立运动的先觉们就深刻地认识到合并的必要性，为实现这三个府的合并，从各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当时，这三个府互相诋毁和仇视，把精力无谓地消耗在扩大各自管辖区的竞争上。这种争夺霸权的争斗，有时还导致了令人痛心的冲突和流血惨案。
1925年夏天，我曾亲眼看到，在我父亲的主持下，三府领导人在抚松举行大规模的会议，认真讨论了实现合并的途径。会议开了十天，换了三个地方：抚松、万里河和阳地村。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了民族团体联合促进会。
参加民族团体联合促进会的人士，加紧进行了建立民族单一政党的筹备工作，并在同各派领导人的不断联系下，举行多次会议，讨论旅满朝鲜同胞的自治问题和合并成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在不断转移会场的过程中，还发生过非常有趣的”王八事件“。
那时，金东三、崔东旿、玄默观、沈龙俊、林炳茂、金墩、李渊、宋相夏等三个府的领导人，正聚在新安屯开合并会议。新安屯位于吉长铁路西南约30里地左右的地方，和吉林、兴京、桦甸一样，是在满洲屈指可数的政治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探悉到举行三府合并会议的秘密以后，把五名密探扮作者百姓派到现场。这些密探来到靠近新安屯的东垧水沟村，装作抓乌龟，刺探三府合并会议的消息。但他们被村里的青年发现，全被处决了。青年们用一条绳子把他们捆在一起扔进松花江水葬了。
驻吉林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向中国警务厅通报了这件事情的始未，并借口朝鲜人杀害了日本良民，强迫警务厅要对案件现场和新安屯进行共同调查。
这个情报通过警务厅翻译吴仁华传到了三府合并会议的代表们那里。代表们宣布体会，撤离了新安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王八事件“。在中国话里，王八是乌龟的俗称。
旨在合并独立运动团体的三府会议，一直伴随着重重困难和迂回曲折。
害怕三府合作的日寇，死死地进行跟踪和破坏活动，这是第一个困难，再一个比这更大的困难，是各团体内部发生的各派系之间的对立。正义府分裂成促成会派和协议会派；新民府里有军政派和民政派的相互对立；参议府则分成支持促成会和支持协议会的两大派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