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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独立后，应该经过哪种途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拿起书来，就顽强地读下去，直到出现类似的问题为止。特别是遇到有关殖民地问题的论述，就反复读10遍20遍。因此，同学们来找我，就有很多话题可讲了。
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有关新思想潮流和苏联的事情。听这种话的时候，学员们各自都想象着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久久不想离开。他们说，这比主张复辟王朝、资本主义、民族改良的理论有意思得多。那些得过且过的学员们也逐渐产生了对新事物的向往。
但在学校里是不能随便谈关于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故事的，因为学校当局禁止谈论这些问题。
在我的心目中对华成义塾的期望逐渐开始淡薄了。
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华成义塾的落后性，使我产生了不能再沿袭旧方式的想法。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单凭几支步枪和为数不多的武装队伍，用渡过鸭绿江去杀死几个日寇警察，募集一点军饷的斗争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祖国独立的。
我下定了要用新的方式开拓光复祖国的道路的决心。我们必须走新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朋友们也都有共同的看法。
然而，持有这种看法的同学却没有几个。大多数同学还不能痛快地接受新的思想，有的采取戒备的态度，有的加以排斥。
华成义塾不准学生随便阅读共产主义书籍。
当我上学带上《共产党宣言》时，有的同学就来捅捅我的腰，悄悄地告诉我这样的书要在家里看。学校当局最为戒备和警惕的是赤色书籍，他们威胁说，如有违禁者，根据其情节轻重甚至可以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
而我却说，怕学校管制，连想看的书也不看，怎么能做大事？并主张只要认为是讲真理的书，即使被开除也要看。
《共产党宣言》是从金时雨家的书斋里带来的。他家里有很多共产主义书籍。可以说，金时雨的书斋反映了当时民族解放运动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面貌和金时雨要追随这种时代趋势的立场。
华成义塾当局不准看这种书，当然引起了我的不满。不管义塾的戒律怎么严，也抑制不了我们为新思想所陶醉而愿意深入研究的积极热情。我无视当局的要求，继续热心研读共产主义书籍。当时，愿意读这种书的学生急剧增加，借书的人多到几乎要排队等候了。因此，我们定出借书顺序和阅读时间，要求读后按时还书。信仰新思想潮流的学友之间隐然相约成规的这个读书纪律，大多数青年都遵守得很好。只有愣头青桂永春常常违反这一纪律，不大遵守读书时间，选择读书场所也不谨慎。有一次他一个人把《共产党宣言》揣了十多天。我们叫他快让给别的同学看，他却要求再看两天，说有几处需要摘录。
第二天，桂永春偷偷溜出宿舍，没有上学。上午讲课结束，到了午饭时间，他也不露面。我们在辉发河畔的草丛里找到了他，看见他趴在草地上聚精会神地在读那本书。
我小声地对他说，醉心于读书是好事情，但不要旷课，还要注意选好读书的时间和地点。
他答应以后要多加注意，但是第二天上历史课的时候，他又偷看这本书，结果被老师发现，书也被没收了。书被送到塾长先生手里，惹出了大祸。
学校当局查明这本书是我从金时雨的书斋里借来的，便派历史教师找我和总管大闹了一场。
这位老师对金时雨说，身为总管，应对华成义塾的工作多给予帮助，然而你看到学生读左翼书籍也不加劝阻，这事做得可不像个总管，今后要好好管管学生，不让他们再读这类书。他还威胁我说，成柱，你也要注点意。
我对学校当局的这种做法，不能不表示愤慨。
“一个人要具有高尚的人格，就应当吸取多方面的知识嘛。我们正处于广泛吸取新事物的青年时代，学校当局为什么要剥夺我们研究全世界公认的先进思想的权利呢？现在连普通书店里也都出售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凡是识字的人都看这些书，唯独华成义塾不准看，这是为什么呢？我真无法理解。”
我向金时雨这样吐露了对华成义塾的不满。
金时雨长叹了一声，才透露了内心的话，这是正义府的决定，是学校当局的方针，他是无可奈何的。
就像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思想一样，衡量教育的价值和学校的价值的标准也是思想。然而华成义塾当局却妄图用不符合时代潮流的陈旧思想来阻挡新的思想潮流。
通过这一事件，同学们知道了校内有一群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生。
当局拿这一事件大肆叫嚷要开除学籍，严加处分，可是这种威胁反而激发了进步青年们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好奇心和向往。
自从发生了这一事件后，向我借左翼书籍的学生急剧地增加了。
我从这些青年中挑出我认为能与我们志同道合、生死与共的人，开始同他们一一交谈。
我父亲生前常说，要结交好朋友，多争取同志。我时刻记着父亲的教诲：
不管有多么正确崇高的目的，若没有能够同生共死的同志，就无法实现宏愿大志。
我接触了许多同学，其中有一中队来的同学李某。他聪明，成绩优异，性格和品德也都很好，颇受同学们的爱戴，然而奇怪的是他的思想却很保守。
在讲世界革命史的课堂上，他第一个提出了要恢复王朝的主张。
我同他是一种见了面只打一声招呼，说一两句话的关系。但是从我们同朝鲜人模范小学的高等班同学们赛过一场足球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亲密，能够互诉衷情了。那天球赛时，他当前锋，不慎与对方运动员相撞，把腿撞伤了。我就住到他的宿舍里，护理了他十多天。在这过程中，我们成了知心朋友。
他说，他在世界革命史课堂上提出要恢复王朝，是荒唐的。像成柱你说的那样，我们的国家独立后应当朝着劳动人民吃好穿好、过好日子的那种社会走，这才是对的。他还说，要是早日赶走日本鬼子，咱们也过上好日子，那该多好啊！
我问他说，你认为，凭现在华成义塾教的军事操练，能打败日本鬼子吗？
有些人说日本是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单靠那个没有一支像样步枪的独立军，能战胜这个强敌吗？
他说，要同敌人打，就要锻炼身体，练好枪法，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再说，不效仿长期搞独立运动的那些人的方式，还能有什么别的招数？
我对他说，那不对，用那种方式是不能争得独立的。现在我们为探索新的方法，正在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主义思想进行诽谤和中伤，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又排斥社会主义。我们这些工人农民的子弟只听有钱人说社会主义不好，就不去了解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盲目地跟着说共产主义不好，是不对的。要做一个真正的独立运动者和爱国者，就应当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似乎有所同感，沉思了一会儿，问我能不能给他借这样的书。
我答应等他伤好了一定借给他看，并鼓励他先把伤养好，早日恢复健康。
向往新思想的潮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了华成义塾。除了追随民族主义的几个顽固的学生以外，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信仰先进思想。
我常常在进步的青年学生中组织发表读书心得的集会。这种集会有时在金时雨家举行，有时也在塾监康济河家和辉发河边举行。
在总管金时雨的书斋里集会时，他总是为我们费心，绝不让客人和家人进书斋。有时，他坐在土廊台上装做干什么杂活，为我们望风。每当这时候，我从他的默默无言的举动中感觉到了他的深厚的情意和热情的支持。
我们把集会的场所定在康济河家，固然是因为他的儿子康炳善是我的好朋友，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本人是我父亲的朋友，而且他的思想倾向于新思想。
康济河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他不排斥共产主义。我到他家去的时候，他还向我宣传共产主义。他说，我们已经老了，不行了，你们不管用什么方法，即使用共产主义的方法，也一定要取得胜利。这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
他家里还有不少共产主义书籍。
现在回顾起来，我觉得当时我们就朝鲜革命的实践问题进行的讨论，是相当有水平的。通过这种讨论，青年们统一了对朝鲜革命的看法和立场。
有一天，我们聚在金时雨家进行这种讨论时，那个曾得到我护理的姓李的同学，拄着双拐杖来找我借那本书。他说，别的同学都在走新的道路，只他一个人躺在宿舍里，快要变成一个落后分子了，所以来找我。这样，他也跟我们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对资本家来说，发财致富是他们特殊的乐趣，而对我来说，结交同志争取同志是最大的乐趣。拾到一块黄金时的高兴怎能同争取到一名同志时的喜悦相比呢？我争取同志的努力，就是这样在华成义塾迈出了第一步。从这个时候起，我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争取同志的事业。
当我的周围集结了许多好同志的时候，我开始苦苦地思索应当怎样把他们有组织地团结起来，大干一番事业。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大家，记得那是在9月末的一个集会上。
那天我好像对建立组织的必要性讲了很多。要解放祖国，建设劳苦民众过好日子的社会，就需要走艰难而漫长的道路。只要我们壮大队伍，坚决顽强地浴血奋战，就能取得胜利。要建立一个组织，把群众团结在它的周围，提高他们的觉悟，依靠他们的力量去光复祖国。我大致讲了这样的话，大家都很高兴，要求尽快建立这样的组织。
我对他们说，要建立一个组织，就要再作一些准备，要更多地吸收能够与我们抱着同样思想、共同奋斗的同志。
会上还确定了可以吸收到组织里来的培养对象，并作了分工，指定谁负责教育谁，等等。
然而，有几个同学却表示忧虑说：如果我们建立新的组织，不是会形成又一个派系吗？
我对他们说，我们要建立的组织是新型的革命组织，是与那些民族主义者和所谓共产主义者的派别截然不同的。它不是搞派别斗争的组织，而是搞革命的组织。我们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斗争再斗争，我们会为此而感到满意的。
我们经过一段筹备期，在当时中国的国庆“双十节”那天举行成立组织的预备会议，讨论了组织的名称、性质、斗争纲领和活动准则。一个星期后，即1926年10月17日，在金时雨家正式成立了组织。
会议是在没有讲坛的简陋的火炕上进行的。气氛十分肃穆，房间里充满了朝气和热情。当时的情景，时过6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那天，同学们都很兴奋，我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站到成立组织的会场上，不知为什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已故的父亲，想起了朝鲜国民会。
为了建立朝鲜国民会，我父亲多年来跋涉几万里路，集结了分散在各地的同志。国民会成立后，他为实现其宗旨，殚精竭虑，献出了一生，把未竟的事业留给了我们。
在实现父亲要我们即使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光复祖国的遗嘱的道路上，我们终于取得了第一个成果。一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心潮澎湃，热泪夺眶而出。
我们建立的这一组织的纲领里，也包含着我父亲的思想。
那天，许多青年慷慨激昂地发了言，他们的面容如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崔昌杰、金利甲、李济宇、康炳善、金园宇、朴根源以及后来叛变了的李钟洛和朴且石，当时都发出了战斗的誓言：愿为革命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那天发言的人既有口才好的，也有不善于讲话的，但他们的发言都很好。
我也发表了在当时是够长的一篇讲话。
我在会议上建议，要把我们建立的组织称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是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一代青年，在反帝、独立、自主的旗帜下，为实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在历史的阵痛期建立起来的纯洁的、新型的政治生命体。
我们虽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的成立了这一同盟，但为了不致于使民族主义者怀疑我们的组织是一个极左的组织，才把组织的名称定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当时，我们就是如此重视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的。
会上一致通过了要把组织的名称定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