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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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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李宽麟的回忆,会议上议论最多的是党的名称问题。党的名称要定为朝鲜革命党还是高丽革命党,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半天。最后认为,党的名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根据他们的活动目的,正确规定党的任务和纲领。
  于是决定把党的名称定为高丽革命党,然后进入了对纲领的讨论。
  过了一年,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同来自国内的天道教革新派代表、衡平社代表、来自滨海省的代表一起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以“消灭现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现有国家组织,根据共产主义制度,建立世界统一的国家”为宗旨的高丽革命党。当时,我的父亲因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
  我的父亲游览了北山公园和江南公园,会见了新安屯青年团体的干部之后,回到抚松给我们打来电话,叫我们离开临江到他那里去。
  我们离开临江走了一段路,迎面碰上了张哲镐中队长派来的两个头戴孝帽的独立军队员。他们戴孝帽,是一种伪装,为的是不引起敌特的怀疑。我们坐上他们带来的马爬犁奔向抚松。
  我的父亲亲自到离抚松约有40里地的大营来接我们。我一见到虽还带着病容却笑容满面的父亲,千万种忧虑顿时烟消云散。我拉着两个弟弟的手快步迎上前去。
  我还没来得及行礼请安,两个弟弟早扑到父亲的怀里,一股脑儿吐出了憋了两个多月的心里话。
  父亲听任他们缠着撒娇,眼光却一直没有离开我:
  “到底是祖国的水土好啊!我把你送回祖国后,一直没有睡好觉,没想到你已经长这么大了!”父亲非常高兴。
  这天夜里,我们全家欢聚一堂,畅叙别后的情怀,直到天亮。黄某救父亲脱险、全州金氏老大爷的保护、孔荣在漫江匪巢里的壮举,都是在这天夜里听父亲讲的。
  我谈了在祖国的见闻和感受之后,向父亲表示了我的决心:不争取朝鲜独立,就不再渡过鸭绿江去。父亲满意地望了我一会儿,赞许地说,是朝鲜的儿子,就应该这样。他接着语重心长地嘱咐说,你不要以为从彰德学校出来,就完成了熟悉朝鲜的学习。到了新的地方,要更加努力学习,熟悉祖国、熟悉自己的民族。
  几天后,我入了抚松第一小学,是插班生。在这个学校里,跟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名叫张蔚华的中国少年。他家在抚松一带不是数第二就是数第三的大富豪。他家里光是家丁就有几十个人。抚松县东岗的人参圃几乎都是他家的。每年一入秋,就挖出人参,驮在骡背上到外地去卖。这时候,他家的家丁就沿途排队护送,其队列远伸到10里开外。张蔚华的父亲虽然是有名的大富豪,但也是个憎恨帝国主义、热爱祖国的有良心的人。张蔚华也一样。
  我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摆脱了多次的危险。
  在朝鲜人学生当中,跟我关系密切的是高在凤、高在龙、高在林、高在洙等人。
  我的父亲以抚松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的时候,中国的反动军阀倒向亲日一边,从各方面阻挠朝鲜爱国者的活动,形势变得极为不利。再说,由于在平壤和葡坪受到的两次野蛮的拷打和严重的冻伤,父亲的健康状况也很不好。尽管这样,我的父亲丝毫没有放松过革命斗争。
  小南门街的我家门楣上,挂出了写有“抚林医院”四个字的新牌子。其实,我父亲的病情不允许他给人治病,而是需要自己接受治疗。但是他又要上路了。
  当时,大家都劝他不要去。张哲镐、孔荣、朴振荣等驻抚松的独立运动者都劝阻他,我和亨权叔也劝他。连我的母亲,只要是我父亲做的事情,都默默地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的母亲,这一次也破例地挽留他、恳求他不要走。
  父亲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终于离开了抚松。
  原来,活动在奶头山一带的独立军部队上层分子不但没有实现统一,反而分成几个派,互相倾轧,争权夺利,致使部队处于瓦解的危险之中。父亲听到这一情况,深感不安,呆不下去了。
  张哲镐派一个人陪我父亲去安图。陪同的人准备了路上吃的五六升小米和一小罐大酱,装在背囊里背上,还掖着一把斧子和一支手枪,就这样上路了。距目的地有几百里地的路程,还必须穿过杳无人烟的森林地带。后来听说,他们穿过这个人迹罕至的密林的时候,吃了很多苦。天一黑,就在露天烧一堆篝火,背靠树干打盹。那时候,我的父亲咳嗽很厉害,弄得那个陪同人很焦急,片刻也放不下心。
  父亲从安图回来以后,仍然咳嗽得很厉害。没过几天,他又拖着病身,为弄到一张开设白山学校的许可证,东奔西走,忙碌起来。
  白山学校是个历史很久的学校,这是在国内大力开展办私立学校运动的时候,住在抚松地区的朝鲜流亡者和先觉者们同农民一道办起来的。
  最初的白山学校规模不大。同我父亲念过书的万景台顺和书堂不相上下,跟现在农村住宅的两间屋子一般大。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白山学校,也因为经费不足,不得不停办了好长时间。
  我们搬到抚松去的时候,正是恢复白山学校的运动积极开展的时候。因为军阀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不给学校发许可证,我的父亲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我的父亲不管到哪里,首先关心教育工作,在他所到之处都办起了学校。
  在举行建校典礼的前夕,我的父亲同张哲镐一道,大车上拉着木工厂制造的桌椅,来到了白山学校。我的父亲虽然挂着“抚林医院”的牌子给人看病,但他的心一直放在办学的工作上。他作为白山学校的名誉校长,虽然不亲自讲课,却亲自检查教学内容和学校后勤工作,还经常到学校去给学生讲话,辅导学生的课外活动。
  白山学校用的《国语读本》,是我父亲亲自编写的。开设了白山学校之后,我父亲去过一次柳河县三源浦,回来就跟朴起伯(朴凡祚)一道编写这本教科书。我父亲编写的教科书,由那些有志之士拿到三源浦印成书,分发给满洲各地。三源浦有一个属于正义府的印刷所,用石版印书,质量相当好。
  满洲各地的朝鲜人学校,都用这个印刷所印的教科书讲课。
  我的父亲在抚松,多次召开了专门讨论教育问题的会议。还把得力的人派到安图、桦甸、敦化、长白等地,让他们在凡是有朝鲜人居住的地方都开办学校和夜校。长白县十八道沟得英村的育英学校也是这个时候开办的。后来的朝鲜革命军队员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李济宇和抗日战士姜炖,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白山学校的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之后,父亲又开始奔走在满洲各地,做独立运动者的工作。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独立运动的统一团结。
  当时正是创建一个能够贯彻改变运动方向这条路线的统一政党的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所以,作为建党的基础,实现独立运动队伍的团结,就成了谁也不能忽视的最迫切的时代课题。为解决这一课题,我的父亲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
  在当时,分散在中国东北三省的各个不同系统的大小独立运动团体,都分别合并到三个府里。出现了正义府、新民府、参议府并存的新局面。然而,这三个府也进行派系斗争,都争着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因而受到了民众的指责。
  在这种形势下,父亲认为,实现统一和团结,是当前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1925年8月在抚松,同国内外的朝鲜国民会代表、武装团体的代表一起讨论了实现独立运动队伍统一和团结的对策,并组织了民族团体联合促进会。
  当时我父亲的意图,可能是要通过这个促进会的工作,尽早建立统一政党。这个时期,父亲真是争分夺秒地加紧工作,天天处理比平时多几倍的工作。当时,父亲好像早已预感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没过多久,父亲的病情严重,开始躺下了。
  到1926年春天,父亲病情恶化,卧床不起了。
  听到我父亲病重的消息,从各地来家探病的人络绎不绝。我每天放学回家,就看见我家廊台上有五六双眼生的鞋子。人们都带着滋补的名药来慰问我的父亲。就是最贫穷的人,也至少带来一根人参。但是,父亲的病已经严重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了,再好的药也不灵验了。温暖的春天是万象更新的季节,给地上所有的生命带来了浓郁的乳汁,然而她也未能使万人所祈求和渴望康复的我父亲苏醒过来。
  我也没有心思上学了。有一天早晨,我上学时对父亲放不下心,半路上返了回来。
  父亲见我回来,厉声问我:“你为什么不上学?”我无话回答,只是长叹了一声。
  父亲又说:“去吧。一个男子汉这么个样,做不了大事的”他硬逼着我上学去了。
  有一天,吴东振和张哲镐从吉林市来我家看望我的父亲。吴东振谈他的来意说,根据抚松会议的方针,为了实现反日爱国力量的团结,从各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事与愿违,没有多大成绩,非常苦恼。所以这次前来,一是讨论工作,二是看望我父亲。接着他气愤地骂开了那些专搞分裂的人。
  张哲镐是火暴性格,禁不住愤怒他说,同那些顽固不化的家伙干脆来个诀别,一刀两断算了。
  我的父亲关切地听着他们两人的话,双手拉住他们每人的一只手,说道:
  “不,不能这样做。就是吃力,也一定要实现联合。在联合起来,拿起枪杆子打敌人以前,是不能取得独立的。”
  他们回去后,父亲谈到从李氏王朝时期沿袭下来的党派斗争。慨叹说,过去由于党派斗争,才招致了国家的沦亡。如今号称搞独立运动的人,还不醒悟过来,仍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热哀于派系斗争,实在令人担忧。他接着告诫说,不很除派系斗争,就不能争取国家的独立,也不能实现文明和开化。
  派系斗争是削弱国力的根源,是引进外部势力的媒介。外部势力一侵入,国家就必然灭亡。你们的一代,必须从根本上消除派系斗争,实现团结,唤醒民众。
  我放学回来护理父亲的时候,他就让我坐在他身边,给我讲许多问题。
  讲的主要是他的一生中的体验,其中有很多是很有教益的。
  父亲的谈话中,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关于革命者应有的三大思想准备的话。他说:
  “干革命的人,无论到哪里,都要作好三大思想准备。就是说,要有被饿死、打死和冻死的思想准备。要作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不要抛弃当初的远大抱负。”
  父亲的这些话,我都铭刻在心灵深处。
  父亲对于朋友和友情所讲的话,也是很有教益的。他说:
  “一个人不应该忘掉患难之交的朋友。人们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话有很深的含义。能够同主死共患难的挚友,实际上比亲兄弟还亲。”这天,父亲对于朋友和友情问题谈了很长时间。
  他对我说,你爸爸开始革命斗争,是从结交同志着手的;有的人从筹措资金、购买六轮子手枪开始搞独立运动,而你爸爸,不论到什么地方,总是首先物色好同志。好同志,既不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从地下冒出来,必须自己去找,像淘金挖宝那样下功夫寻找,下功夫培养。正是为了这个,你爸爸一辈子不怕磨破脚掌,跑遍了朝鲜和满洲大地。你妈妈也是为这个才不顾自己受苦受累,侍候客人。只要你真心为国为民,就完全能够结交好朋友,关键在于你的意志和心地。即使没有钱,只要志同道合,就能成为同志。花百万黄金也买不到的友情,有时只用一口锅巴水或一个烧土豆就能结交朋友的道理就在这里。你爸爸既不是有钱人,也不是有权势的人,但有很多好朋友。
  如果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财富的话,那么,可以说你爸爸拥有最大最多的财富。
  只要是为了同志,你爸爸从没吝惜过一切,正因为这样,同志们也都豁出性命保护你爸爸。我所以能够战胜千辛万苦,献身于光复运动直至今天,就是因为同志们给了我无私的帮助。
  父亲躺在病床上说,他最怀念的是同志们,并且一再地嘱咐我要结交大量的好同志。
  “只有肯为同志牺牲自己的人,才能得到好同志。”当年父亲讲给我的这些话,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几个月来,我的母亲废寝忘食,精心护理同病魔搏斗的父亲。她的无微不至,是天下任何人都不可企及,不可替代的。然而她的精心照料也未能挽救我父亲的生命。
  1926年6月5日,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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