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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见过外公约翰·怀特黑德，因为他1902年就去世了，也就是我父母结婚前九年。外婆从未对我们说起过他。我相信她悲痛了一辈子，不愿意谈论丈夫的事。我只晓得外婆是个寡妇。
外婆身材矮小，很胖，举止优雅，是位高贵的妇人。夏天她只穿浅灰色或米色，冬天穿黑色或深灰色。按照那个时代英国寡妇的风俗，她在头发上系了块白色的头巾，这为她增添了几分高贵，又让人加深了对这身装束的印象。我已经看习惯了，无法想像她换身打扮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敢说外婆漂亮，但她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迷人，一点也不矫揉造作。她就是她自己，用不着再去装扮成什么了。
因为外婆是个胖子，她曾去卡罗维发利 ，位于德国南部的一个矿泉疗养地接受“治疗”（减肥）。她带回过一些卡罗维发利的特产，一种名叫“卡罗维发利圆饼”的好东西。这东西就是两片大大的、纸那么薄的华夫饼干中间夹一层糖，装在一个圆铁盒子里，饼干之间用一张薄薄的纸隔着。好吃极了。
为了去卡罗维发利的旅行，她总是把手提箱塞得满满的。我相信整理行李箱对她来说是一番挑战；面对一个手提箱，她一定是盘算了又盘算。在她看来，这意味着东西与东西之间不能留什么——不，一丝缝都不行——空隙，必须得让它们紧紧地贴着，东西都是用白色的绵纸包裹着。这种打包方式的结果便是箱子沉得跟块岩石似的。对自己的这种打包本领她很是骄傲，还要教给我。看上去她似乎从来都不在乎提箱子的人该有多吃力。但话又说回来，又有谁告诉过她呢？她怎么会知道呢？男人们总比老太太有力气，给她拎过箱子的人当中，从没见有谁抱怨过！
外婆的丈夫，也就是约翰死后，她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上的采尔湖畔买了块地，盖起了一座别墅。这处地产上还有一间带牲口棚的农舍。当年有一个农夫料理农事，供应一家人的肉、禽、蛋，还有牛奶。农场名叫“Der Alte Eolhof”（老埃尔霍夫）。
大山里这处美丽的所在宛如一个世外桃源。湖四周是一条乡村土路，湖边围着一圈木栅栏。这条路将外婆的地产一分为二：山脚下是几座农场的房子，湖边是一片石滩，她决定就在那里造房子。向湖那边望去，冰雪覆盖的山脉，基茨施坦霍恩，连绵起伏的群山，一派迷人的景色。在当地一位建筑师的帮助下，外婆把这片石滩变成了一个小小乐园。
她亲口告诉我她都是怎么做的。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和房子有关的一切。建筑师就根据她的描述画出图纸。每当她冒出一个奇特的念头，建筑师就会以无法实现为由给予拒绝，她便会解释给他听可以怎么做。
在这处地产上，她营造了一个称得上是自给自足的小王国。有农场，养着奶牛、鸡、猪等牲畜。路下面湖边则是那栋家人住的房子，一座花岗岩地基、砖木结构的小别墅。还有一座小一点的，同一式样的房子，用来做厨房、仆人的餐厅与卧室。一条装有玻璃门窗的封闭式走廊将两座建筑连了起来，这样一来，从厨房到餐厅，从院子到花园就方便多了。地下还有个冰窖做冷藏用。大房子后面还有个小房子，三个妇人在那里为这片领地上的人们清洗日常的换洗衣物。
外婆还为园丁和他的一家另外造了一座小房子。按照外婆的吩咐，他料理菜园，养护房前屋后的植物；还种树，打理花坛。
花园里有座小亭子，里面有张长椅。这亭子结构奇特。顶是实木的，但墙体是一根根木头杆子，杆与杆之间留有空档。杆子上攀满了藤蔓，形成了一个棚格。一片片巨大的叶子呈心形，开的花就像一根根小管子。我们会把它们摘下来拿在手里，假装是在抽烟。
湖边上、房子下面有两个停船的棚屋。一个停平底船，当地都是这种船，划的时候人得站着，仅限仆人们用。另一个停着两条划艇，英国进口的，供我们家里人用。那儿还有一个木棚子，过去是个网球场，当仓库用，有时也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
外婆这片田产的一边毗邻一条山溪。它平时是条小溪，但是在长长的雨季，溪水上涨，它便成了一条奔腾的溪流，将石头、树桩连同巨砾从山上席卷而下。因为溪边长着一种名叫桤木的树，这条溪流就叫桤木溪。在这条溪流的冲刷下一个半岛逐渐形成，因为大量沙砾沉积在湖中。这地方的岩石是板岩，属于最古老的岩石地层之一，极松脆。
小溪的对岸还有一座小房子，那是外婆最小的女儿，琼的游戏室。那是一间有长椅子和一张固定桌子的小木屋。有一座窄窄的桥可以走进去。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二十世纪初建造起来的，彼时外婆的孩子们都还小，夏天时需要一个地方避避暑。1914年我们搬过来时，埃尔霍夫已经在那里了，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外婆是如何一步一步地为孩子们建造起这个别墅的。
第一章和外婆在一起（2）
当妈妈回到埃尔霍夫的时候，她不仅带着两个孩子，还带来一个自我哥哥鲁珀特出生起就一直在照看他的保姆。外婆不仅接纳了妈妈和她的两个孩子，还慷慨地收留了康妮婶婶，也就是我父亲的弟弟沃纳的遗孀，还有她的孩子。
康妮婶婶是爱尔兰人，只懂一点德语，所以外婆和家里人大多时候讲英语。因而，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鲁珀特与我是同时学讲德语和英语的。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让我们早早地获得了这门语言的知识与感觉，以便日后在逐渐变成我们第二故乡的美国派上用场。
我们的保姆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她名叫玛丽·霍尔茨英格尔，但我们都管她叫“南尼”（Nenni），这是德语里保姆一词的读音。南尼只说德语，当然了，奥地利式德语。她心地善良，是妈妈的得力助手。南尼整理儿童室，照料我们的日常生活。她给我们做饭，哄我们午睡，带我们在花园里散步，玩的时候在一旁照看我们，给我们洗澡，领我们上床睡觉。她确保我们有干净的衣服换，床上有干净的被单睡。一个又一个宝宝很快地出世了，妈妈的这些孩子都由保姆照料。我相信妈妈一定很感激，因为有了帮手，她就用不着像保姆那样老是跑上跑下了！像外婆家这样的大家庭，是很需要一个保姆的，于是她仿佛就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虽然父母是我们生活中固定的一部分，但日常生活都交由保姆去料理了。只有约翰娜与马丁娜没有受到南尼的悉心照顾，因为她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又有了一个新保姆了。
鲁珀特六岁的时候，他与我都从儿童室“毕业”了，要由家庭女教师管教了，生活也变得严肃起来。鲁珀特得从一年级上起，但附近没有小学，家里于是雇来一个年轻的女教师，泽内尔小姐，和我们住在一起。教室就安排在外婆家带阳台的顶楼，鲁珀特与我共用一室。她不仅要给鲁珀特上课，还要像原来那个保姆一样，安排我们的日常活动。我们可喜欢这位新来的家庭女教师了。
我发现鲁珀特已经开始学习写字了，便问泽内尔小姐我是不是也可以学。她递给我一本划着两条线的习字簿，然后在每一行的起首处写上字母i，每根小棍上面都有一个小圆点。我迫不及待地就要依样画葫芦。我非但不知道把字写对该有多重要，反而发挥了点艺术自由，在每根小棍上画了一条青烟似的波浪线，而不是一个圆点。我觉得那样看上去更有意思些。我把整页纸都画成了那样，一缕缕小青烟齐齐地从我的本子上升起。当我把平生第一张习字纸交给泽内尔小姐的时候，当时只有四岁半的我心想，她会有多高兴啊，谁知她却发起火来。她把本子丢在地上，用勿庸置疑的口气对我说，那不是她希望看到的。我哭着跑出去，结束了我的第一堂写字课。
尽管我的第一堂写字课以失望告终，但我仍对她心存感激，念念不忘。与学写字相比，她教我的另一些东西却更有一种无法衡量的珍贵。一天午后，和平时一样，她带着我和我的兄弟妹妹在散步，我看见路边有一些小植物，有花，有被苔藓遮盖住的树根，还有石头。我觉得它们是那样美丽，很想知道是谁把它们创造出来的。
泽内尔小姐说，“是上帝创造了它们。”“谁是上帝？”我问。她说，“上帝就是神。我们看不见他。他会做他想做的一切，他无所不知。他创造出树，花，草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我那时岁数小，贴到地上能看到许多大人轻易不会注意到的东西。当她告诉我有这样一位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时候，我不禁欢呼雀跃起来。
但随后我又想起了一些叫人为他遗憾的事情。我不得不告诉她：“小姐，上帝看不见他创造出来的东西，因为他是个神！”泽内尔小姐对我说，只要他变成一个人，就能看见他所创造出的一切了。
“他现在在哪里？我很想知道。”她答道，“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他被人杀死了。”这更令我悲伤了。她见后连忙加了一句，“但现在，他就住在教堂里，一块白色幔布后面的一个小屋子里。”我这才转悲为喜。自那以后，每次去教堂，我都会去瞅瞅她说的那块幔布。虽然我从来也不知道该如何把幔布后面的“这个上帝”找出来，但我始终坚信，他就住在教堂圣坛上的这个小屋子里，这就足以让我在走进教堂的时候涌起一股神圣的敬意了。从那时候起，我便对这位创造出世界万物、无所不知的，而且就住在教堂白色幔布后面的万能的上帝生出了一种稚嫩的爱意。我永远也忘不了与泽内尔小姐的这次散步。尽管她的“神学理论”并非百分百的准确，但泽内尔小姐带着她的这种朴素的对上帝的解释，在我的心里灌注了对我们造物主的爱。
一天，泽内尔小姐对大家说她要到修道院去了。她还把一块毛巾盖在头上，让我们看她当了修女会是什么模样。她离开之前，我要她保证得回来看我们，我还用一种典型的孩子气的方式，叫她给我们带些桔子、柠檬、方糖回来。这些东西当时是十分稀缺的。我哪里知道她一旦进入了修道院，就再也不能来看我们，给我们带礼物了。
除了家庭女教师，我们家里还住着一位钢琴教师，我妈妈和她哥哥弗兰克小时候就是跟她学的琴。听说库普卡小姐要给鲁珀特上课了，我就问妈妈我是不是也可以学弹钢琴。弗兰克舅舅坐在琴边弹奏，连谱子也不用看的情景激发了我的这腔热情。我以为人们只要坐在钢琴前面，把手放在琴键上，就可以弹奏了。后来我才明白只有上了钢琴课，人们才有可能学会弹钢琴。而我那时不过才四岁半。
我迫不及待地就要开始了。我坐在一架儿童大钢琴前，那美妙的一刻终于来到。我以为库普卡小姐一定会神奇般地教我一支华尔兹，或是别的什么好听的曲子。但实际上，她却教我认起谱来，一个一个字，一个一个音符，一个一个音调。这无疑是让一个小孩子熟悉音符、音调和各种记号，再在键盘上找出音调的好办法，但对那点岁数的我来说这招却很不奏效。我很努力，但还是识不了谱。我认定自己能够弹奏任何一首听到过的歌，但无论我怎么卖力，还是无法将纸上的音符与键上的声音联系在一起。
这种方法教不会我，库普卡小姐恼了，用铅笔敲我的手指头，末了，还朝我嚷嚷，说假如我再不进步的话，她就撒手不管了。我哭着离开了钢琴，最初的钢琴课宣告结束。虽然现在我不看谱子也能弹奏，甚至可以即兴演奏——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演奏我脑子里的乐曲——但对于识谱，我还是不在行。
那个时候的老师一定是把孩子们当成小大人看待。假如那一代的老师能了解一些小孩子的心理学，也用不着总是那么烦恼了。
差不多在我开始学写字和弹钢琴的同时，外婆赋予了我一项特权。我被允许进入她的“卧室”——但只有她发出邀请时我方可进去。这实际上并不是一间卧室；那是一间非常私密的办公室，她就坐在那张卷盖式古董桌前，屋子里面有各种各样漂亮有趣的玩意儿，像什么带相框的照片，插着花的花瓶，纪念品，还有些小雕像。外婆对我说，“你可以用眼睛看，但不能用手碰。”这是我第一次被教导要尊重别人的财物。
在她的卧室里，外婆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