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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这样，泸定桥也垮过多次，王永模给我讲了几段往事：清乾隆六年四月（1741年5月），泸定桥被大风吹断，后拨银760两重新修复；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六（1786年6月1日），磨西发生7。5级大地震，磨岗岭崩塌，把大渡河堵塞了九天九夜，河水回涨，“人坐在铁索桥上可以洗脚”，10天后大水突决，涌高数十尺，冲走两岸数百观水民众；1919年6月，泸定桥遭风灾，3根底链断坠河中；1935年6月6日，红九军团工兵连为减缓敌追击速度，由政委何长工指挥，锯断4根底链，后受到周恩来嘉奖，直到次年5月才由刘文辉拨款3万元修复；1970年6月2日，解放军七八四八部队拉练到泸定桥参观，因步伐整齐，产生共振，7根底链断落；1975年4月6日，驻藏部队退伍军人80人参观泸定桥，底链3根断裂。“全靠那些当兵的手脚敏捷，抓紧了断链，才没被水冲走……”
王永模还告诉我一个细节：当年22个红军勇士飞夺泸定桥时，“铁桥刚刚完成大修3个月，牢实得很。这也许是天意吧！”从这座桥上，走过了共和国的第一代领袖，人民军队的九位元帅，几十位大将、上将和其他几百位将军，“从某种意义说，泸定桥挽救了红军的命运”。
第一章 大渡河谷泸定桥（3）
泸定桥边万重山
高峰入云千里长
古人写诗喜夸张，诸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白发三千丈”、“忆君清泪如铅水”等诗句。但泸定桥碑上的这两句诗却极为准确。出泸定东行数里，从二郎山山腰回望泸定，你可以看到直线距离不超过30公里的贡嘎雪峰。泸定城海拔1300米，与雪峰形成五六千米的下切高差，其气势全球仅有，让人看了惊心动魄。如果以泸定为基点，无论向北还是向南，“千里长”的高山峡谷还真不是夸张，上至阿坝金川以北的朵博，下至金沙江河谷的云南皎平渡，这条大峡谷何止千里？
王永模说，自300年前泸定桥建成后，川藏交通大变，促进了汉藏贸易，更为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1717年，西藏发生准噶尔部叛乱，康熙命定西将军噶尔弼与平逆将军延信率军分别由川、青入藏，噶尔弼率10万川滇兵勇过泸定桥西出炉关，入藏大获全胜。”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至五十七年（1792年），清军入藏反击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大军也是经泸定桥西进的。廓尔喀人是天生的雇佣军，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世，“现英军中还有廓尔喀步兵旅，但他们的前辈不是清军对手，两次入藏都大败而归，在平定大小金川叛乱中，泸定桥更是发挥了军事要津作用。”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王永模负责对泸定桥的维修和改造。“三十年来，重庆人民对泸定桥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其一，1975年前后，泸定桥获国家文物局10余万元维修经费，“为解决铁环易断难题，我回重庆找工厂加工，跑过船厂和钢厂，都没解决问题，最后找到重庆大坪的一家铁工厂，才完成了任务，用的是铁合金新材料，铁环还送到重庆大学实验室做试验，每一环的拉力达二三十吨。我们在重庆共加工了6根铁索，运回泸定后作为桥的底链，用了30年，现在还结实得很。我真感谢重庆的铁工师傅啊，不知道那家工厂还在不在？”我回重庆后查证，那家工厂已经倒闭了。
其二，1977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教授余卓群、夏义民、张得珊专程来泸定设计陈列馆和桥亭；1979年，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叶毓山为泸定完成大型玻璃钢雕塑《红军飞夺泸定桥》。
其三，1986年，泸定县建纪念馆遇到困难，“我和县里的同志到重庆求援。记得当时的市委书记是肖秧。其实那时重庆也不宽裕，但市委一研究，立即支援了我们10万元；接着我们又到重钢请求支援10吨钢材，重钢的总经理我记不起名字了，他一听是给红军办事，竟支援了我们20吨！我们正愁没法拉回去，总经理似乎看出我们有难处，问：你们说，火车拉到什么地方离泸定最近？后来，重钢竟免费把钢材经成昆铁路拉到离泸定最近的乌斯河站，这让我至今想起来仍感动得很！”
王永模还曾在县里负责收集红军档案工作。为此，他几乎跑遍了全国，“行程不知有多少万公里。你知道，泸定人民是感恩的，对红军更是如此，因此只要一听到消息，我必定要赶过去。”王说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在北京拜访过杨成武将军，“与将军紧紧握手后，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当时红军过不了泸定桥怎么办？将军大手一挥，说非过不可，一定得过！我又问：如果由于桥断了或其他原因呢？将军毫不隐讳地说，那就只能听从蒋介石的安排了。所以，有人说红军有神佑，我认为有道理。”
王对当年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和所属红二连的22位勇士作了大量调查：“团长王开湘是员猛将，死得很可惜。到延安后，由于患伤寒发高烧，神志不清时用他心爱的手枪结束了生命；红四团总支书罗华生后来担任过铁道兵副司令员，我曾拜访过他。为查找22位突击勇士，我到过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和中央档案馆，但奇怪的是，长征时红一军团出版的《战士报》恰恰没有记载泸定桥战斗的186期！因此，现在我们能查证的突击队勇士只有廖大珠、王海云、刘金山、刘梓华等四五位，其他大多下落不明，且这四五位中只知道刘梓华解放初担任天津警备区副参谋长，50年代因患淋巴病去世，现各个纪念馆用的刘梓华照片，还是我从天津的档案里找到的。”
问及今后的打算，王永模说：“我是山城重庆的儿子，也是泸定的儿子。来泸定快50年了，是泸定人民给了我一切荣誉，我的余生也应该奉献在这里。”他再三叮嘱我：“请一定代我向家乡父老问好，向所有为泸定桥作过贡献的重庆人问好！”
第一章 大渡河谷丹巴•；中路（1）
历史之魅—— 它的魅力不仅仅是碉楼
丹巴县位于大雪山与邛崃山的交汇处，大小金川（河）也在此汇流，始称大渡河。丹巴也叫大渡河上第一城。作为嘉绒藏族的发祥地之一，人类在丹巴的活动史可上溯到5000年前，县境内有被藏区称为“四大神山”之一的墨尔多神山，有号称“千碉之国”的丹巴古碉群，也有独具特色的嘉绒藏族服饰和绚丽多彩的锅庄，当然还有丹巴美女。丹巴幅员5649平方公里，人口5。7万。红军经过丹巴70年了，只有屹立在村寨中的碉楼寨房仍为历史的见证者。
丹巴是嘉绒藏族的聚居地。著名藏学家任乃强认为，嘉绒藏人与党项人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灭西夏，西夏皇族的一支侥幸带着嫔妃逃到丹巴，回到数百年前他们祖先出发的故地，换言之，也可以理解为丹巴美女是西夏皇族的后裔。据《旧唐书》中的《南蛮西南蛮传》记载，丹巴及以北的金川一带，曾属东女国。东女国人着“缁衣”，首饰多用各种珠宝，华贵富丽。今天你行走在丹巴，妇女装束服饰不管多么漂亮，其色彩基调仍以黑色为主。
由于山高谷深，交通不便，使丹巴的文明遗迹得以保存。这里是神秘的千碉之国，至今耸立着数百座藏羌碉楼。自公元前3世纪至今，那些仅以黏土为黏合剂的巨型石室碉楼，历经千年风雨依然耸立，实为建筑史上一大奇观。创造这一奇观的嘉绒人，是二三千年前中国西部最大族群——牦牛羌的嫡派后裔。牦牛羌的一支在公元前3世纪～2世纪进入藏南，逐步统一青藏高原各部，到公元7世纪创建了强大的吐蕃王国，并形成今日的藏族。
中路绿荫：碉楼下有个藏人叫甲麦
一
中路乡坐落在丹巴小金川左岸高山上，海拔2300米。甲麦的家在中路乡克拉依村，全村70户，户户绿树成荫、鲜花满园，乍一看，还以为到了香格里拉。其实，丹巴在地理学上已划入大香格里拉范畴。
在村口，我遇到了喇嘛丹增，一个很随和的僧人。一听他的名字，我笑了：“你们藏人是不是十有七八都叫丹增？”丹增也笑，说没那回事儿，全村只有我一个叫丹增。丹增身材高大，穿暗红袈裟，光头，蓄小胡子，约三十出头。我问他是不是红教？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穿红衣嘛。他大笑，说：“我是黄教。红教黄教不是以服装颜色区分的。”说话间，到了甲麦家。这是一座典型的藏楼，5层，像袖珍版的布达拉宫，朱红屋檐、白墙，门窗图饰艳得难以想像。正是中午，硕大院落静悄悄的，只有樱桃树、梨树和桃树在风中沙沙吟唱。我有点担心，问，有没有藏獒？丹增说哪来，藏獒不是人人能养的。
一条汉子从藏楼里出来。丹增说这就是甲麦。甲麦身材魁梧，蓄小胡子，头发微卷。一见我们，先笑：“你们从重庆来？重庆离这里大约750公里哟。”我说你怎么对里程这么清楚。甲麦说他当过货车司机，“开大东风，开了20多年，云贵川藏跑遍了，现在不开了。”又说：“原先我经常去重庆，哦，重庆大哟，蛮漂亮哟！”
“你们整过饭没有？还没有，我打电话叫老婆回来弄，我弄不来。”他说。
趁他老婆弄饭的工夫，甲麦说，走，我带你们看碉楼去。最近的碉楼隔甲麦家有几个院落。他和丹增带我们穿过石砌的篱笆和成片的果树，来到碉楼下。碉楼主人说每人收费5元，“这是县旅游局定的”。碉楼的门开在二楼，甲麦说这是为打仗设计的，底楼无门。上碉楼无梯，得顺着一根砍着缺口的圆木往上爬。钻进去，里面大约七八平方米，有残留的包谷屑和麦草。再往上爬，每一层都铺了土，越往上楼层面积越小。终于到了顶，只有约4个平方米了。甲麦说，先前每座碉楼顶上都有一块整片的大石板，“平时可以盖上，打仗时再揭开，还可以防火攻”。我问他晓不晓得乾隆打金川的事。甲麦说咋能不晓得，你看，我们这里的碉楼当年发挥了大作用，每个碉楼互为犄角，“特别看河对岸就更清楚了”。顺着他的指点，果然，河对岸的碉楼并不是平行排列的，而是建在山脊或山腰间，以互相能看见对方为视界。“这样，一打仗，烽火一点，上百公里的山沟里互相传递，不消半个时辰就全部准备好了，比快马还快！”
第一章 大渡河谷丹巴•；中路（2）
从泸定到丹巴的路上，我已见识了众多碉楼。大渡河流域的高山峡谷地带，垒石为室是藏羌民族延续了两千多年建筑技术，他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泥土和石片垒筑起雄伟壮观、坚固异常的石屋碉楼。甲麦说，垒碉的泥土就是田里的黄泥巴，“什么也不加，几百年也不风化。如果用水泥，反倒不行了。”问何故，回答说不知道。“反正祖先就是这样弄的，何况那时哪来水泥？”
这些碉楼的防御功能，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该说，藏人碉楼的技术还是从羌人那儿学去的。早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就有“邛笼”的记载，“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1930年代，任乃强先生从岷江河谷起向西考察了整个康藏高原，他发现碉楼一直延伸到了尼泊尔、北印度甚至亚洲西部。据藏人自己记载的史书说，碉屋直到公元7世纪他们才有，至任乃强考察的1930年代，“康东一带修建房屋，还必须到羌族地区延请匠人。”据称羌人民间石匠技艺高超，农闲时常外出做工，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工程，就凝聚有古代羌人的血汗和智慧。甲麦说丹巴的碉楼分三角、四角、五角、八角、十三角，“角多并不是功能的需要，而是为了显示工匠的手艺”。这些碉楼用一片片自然山石稍加修整垒砌成楼，且无钉无榫，真是匪夷所思。
丹巴现存的碉楼大多是明清以后的。我翻阅《清史稿》，在乾隆讨伐金川的战争中，碉楼让清军吃了不少苦头。从乾隆十二年至四十一年，战事断断续续历时近30年，几乎经历了整个乾隆王朝的黄金时期。《清实录》中多有与金川战事有关的文字。清两次用兵金川，当地土司蕃兵凭借地势险要，坚碉林立，粮食充足，使清军屡战无功，伤亡惨重。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殿试一甲状元赵翼在他的《皇朝武功胜记》中写道，“尺寸皆山也，插云摩天。羊肠一路纡折于悬岩峭壁中，虽将军大巨亦多徒步，非若沙漠之地可以纵骑突也。其扼要处必有战碉……于墙垣间以枪石外击，旁既无路，进兵必须从枪石中过，故一碉不过数十人，万夫皆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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