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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楼-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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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之中,是一所平房,叫“一品香烟酒店”。里面设有四五张方桌、十多张方凳,除了供应各种烟酒而外,还供应煮花生米、拌海蜇皮、“小肚”、粉肠、茶肠、蒜肠、蛋香肠、午餐肠、茶叶蛋、猪头肉、拌粉丝……一类下酒菜。因为它的位置处于僻静的小胡同之中,所以光顾的酒客很少有偶然路过的生人,多是附近的居民或在附近上班的职工,售货员与酒客大半相熟,酒客之间也大半相熟,于是乎酒馆中常常充满了一种活泼而融洽的气氛。    
    且说1982年12月12日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海西宾骑着自行车,遵殷大爷之嘱追寻卢宝桑的行踪,结果是发现卢宝桑摇摇晃晃地钻进了“一品香”。海西宾在“一品香”门前下了车,把车支好、锁好,隔着玻璃窗朝里面望去。原来同院澹台智珠的爱人李铠早在里面,卢宝桑进去后立即看到了李铠,显然是大声地吆喝着,一溜歪斜地走了过去;李铠站起来扶住了他,显然是在颇为惊讶地询问……    
    海西宾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到“一品香”去?忽然有人在叫他:“西宾!”    
    海西宾转过头一看,是薛纪跃的哥哥薛纪徽,骑着辆自行车迎面而来。    
    薛纪徽本不打算下车,他那声召唤不过是一种礼貌的表示,但海西宾打个手势,让他下了车。海西宾问他:“你怎么这时候才来?”    
    薛纪徽明显地疲惫不堪,简单地解释说:“加班。”    
    海西宾便对他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加班?你们家乱套了!宴席上吵了起来,说是有人偷了你们家的雷达表……”说着用下巴指指“一品香”里头:“跃子怀疑是他干的,可现在也没掌握什么证据……反正我也闹不清,你快去吧!你去了,能顶大用。”    
    薛纪徽莫名其妙,他朝“一品香”里望去,只看到了李铠,他心想:这怎么可能?一定是误会!不过,海西宾的表情语气,都使他感受到一种不祥,他便说了声:“好,我赶紧去!”说时抬腿上车,恨不能立刻到达。    
    海西宾望着薛纪徽那宽厚敦实的脊背迅速远去,心中涌出了一股酽酽的同情。他蓦地回忆起前年夏天,胡同里一群小伙子都到什刹海边乘凉,不知怎么地大家伙哄着让他跟薛纪徽摔跤。当时他刚学会一点武术,总想找个机会比试比试,便也拿话挑逗,激得薛纪徽站起身来,向他应战。薛纪徽说:“咱们也甭摔。我站在这儿,你就想法子把我撂倒吧。我要倒了,就算你赢。”说罢双腿微张,双手叉腰,挺起了厚笃笃的胸脯。海西宾使出了多种手段,又是掌推臂扳,又是腿勾腰顶,活像一条白龙缠磨一座铁塔,竟始终不能把薛纪徽撂倒。周围的小伙子们又叫又嚷,看得好不高兴。最后海西宾只好抱拳称服:“徽子哥,您说吧——我该输给您点什么?”薛纪徽笑笑说:“‘哪里哪里’,你给我跟大伙练套拳看看吧!”海西宾便练了套刚串下来的“陈氏太极”,练到“收式”,薛纪徽便带头鼓掌,大伙哄然叫好之后,薛纪徽说:“还是‘哪里哪里’有功夫。我其实一点功夫没有。我的本钱不过就是敦实。”海西宾从此记住了这句话,他觉得,他需要向薛纪徽学习的,正是那可贵的“敦实”;而敦实绝不仅仅体现在那一身铁疙瘩般的腱子肉上,敦实,这主要是一种严肃认真地做人的态度……


申 (下午3时~5时)新郎的哥哥终于露面(2)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薛纪徽是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出世的。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那天傍晚,薛纪徽诞生在隆福寺的一间配殿中。来给薛大娘接生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助产士——要搁在解放前,薛永全是不敢到隆福寺东边的孙家坑胡同去请他的;当他知道把薛大娘送往医院已为时甚晚后,便提着医药箱赶到了薛大娘床前,顺利地接下了薛纪徽。他拒绝收费,并且说:“您以前来找我,我也会来的。在医院外头为产妇服务,我概不收费。”他是个基督徒,他说的是真心话。但薛永全仍然把这一切看做是共产党解放了北京所带来的福气。他跟薛大娘不满20岁就结了婚,在生薛纪徽之前生过三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请庙会上的喜婆给接的生。三个男孩有两个都是生下来还活着,可让脐带绕住了脖子,喜婆硬是解不下那脐带来,生瞅着给憋死了;有一个难产死在腹中;女孩子倒是顺产,却生下来刚仨月,就由隆福寺街上“修绠堂”书铺的掌柜牵线,送给了一个没有女儿的官宦人家,后来音讯全无。    
    父母感念共产党,感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以给这惟一成活的男孩取名为薛纪徽。生下薛纪徽以后,薛大娘身体垮了下来,不久查出有肺结核,但是随着隆福寺大庙在解放后逐渐成为一所正式的大型商场,薛永全由一个喇嘛成为了商场中的正式职工,他家的经济状况空前好转,薛大娘到北池子“防痨协会”定期诊治,几年后终于痊愈。薛大娘身体康复以后,又生下了薛纪跃。三十多年过去,两个儿子都健壮地长大成人,并且如今都安家立业。薛永全夫妇按说该彻底地扬眉吐气。    
    但是任何社会、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凝固在一种状态中。在流逝的时间里,社会生活中总是充满了矛盾冲突,作为个人,他在自己的命运发展中,总是既会有喜乐,也会有哀愁。    
    薛纪徽16岁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时他刚上到初中三年级。他是学校中最早的“红卫兵”战士之一,他狂热地信仰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在“大串联”中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他厌恶“打、砸、抢”,他为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同其他“红卫兵”战士爆发过激烈的争论,他同情那他认为仅仅是犯了错误而并非“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校长和党支部书记,他对“中央文革”越来越极端的过激言论感到困惑……然而这所有的一切,在他心灵上所刻下的印迹,对他人生观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都不如那期间他所目睹的“装车”、“卸车”的场面更富于刺激性和震撼力。    
    什么叫“装车”和“卸车”?    
    装卸的并非货物,车子也并非是载重卡车。    
    在薛纪徽他们住的那条胡同附近,还有一条更整齐的胡同,胡同里有个保护得很完整的四合院,四合院里住着一位有身份的人物。当时该人不但已经年逾古稀,而且大脑已然软化;他身躯肥胖,腿脚极为不便,说实在的,早该谢绝一切邀请,不再外出活动。然而,在“文革”打倒一大片的狂潮之中,不知怎么的,他偏幸存,并在“五·一”、“十·一”一类的盛典中,仍能接到上天安门城楼的通知。每到那一天,天安门城楼上的活动正式开始前40分钟,便有一辆小轿车来接他,而附近的一些居民,便会默默地围成一个半径颇大的圆圈,来看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如何将他装进车去。薛纪徽便是那围观者中的一员。    
    小轿车的车门口径,于那臃肿的老人本已不适,加以他神情恍惚、屈身不便,因而每回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不得不如同装载一件笨重而易脆的珍贵物品般大费周折。先是一个年轻人从那边车门进到车里,伸臂准备接应,然后再由三个人将那老人扶到这边车门,有的帮助他屈身,有的轻轻按下他的头颅,有的几乎是搂住他,将他往车门里运送。老人通过那车门,终于被塞进车里,往往要费去十几分钟,而这时在围观者的一片沉寂之中,老人所发出的生理性呻吟:“啊——啊啊——啊啊啊——”(他一定被挤压得极其痛苦),以及据说是那老人女儿的镇定而威严的指挥声:“慢点!慌什么!好,用劲!怕什么?甭怕他叫唤,用劲往里推!你那边用劲往里拉!别瞎拽他胳膊!托住他身子!爸,您叫唤什么?!这不就快坐进去了吗?……”那情景真是惊心动魄。    
    小轿车开走了,围观的人们并不全都散去,有一部分留在那胡同口上,窃窃私议着。他们都摸准了规律,在“装车”这个节目结束的半个多小时以后,必定便会接演“卸车”这个节目。    
    那位老人到了天安门城楼,还有一次快速卸装。他上了城楼,陪同他的人让在场的新华社记者在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名单上,用铅笔在他的名字后面划上一个对钩,于是等他气息略平,便不等那活动结束,又把他装车运回家中。车子到了他家口,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便又在他那位已经五十多岁的女儿指挥下,对他实行最后的“卸车”。“卸车”按说要比装车困难得多,但速度却总比“装车”要快,指挥者的声调也变得急促僵硬:“别怕!拽你的!从里头推呀!爸,您嚷什么?这不马上就下来了吗?好,快点架进去!快!……”    
    那位老人自己对这样被人“装卸”是否心甘情愿,不得而知。他的女儿对此事的想法,却表述得明明白白——有一次“装车”时特别不顺,大约是老人的一个孙子忍不住说:“我看去不了就别去了吧!”担任现场指挥的那位女儿立时焦躁地驳斥说:“别去了?!晚上新闻联播里没了他的名字,他又明明没死,人家不得说他给打倒啦?告诉你说吧,只要有一回没上去,咱们留在北京的还好说,那外地的几窝子,立时就得让人欺侮个臭死!……”说着亲自猛力地将老人往车门里推,使老人发出了一声空前的惨叫。你也不能说那当女儿的手狠心冷,她声音打颤地叫着:“爸!”还当着众人流下了眼泪……这些话语传人薛纪徽耳中,这些情景映入薛纪徽眼里,他觉得生活给他上了极其丰富、极其深刻、也极其令他痛心的一课。    
    每次“装车”、“卸车”的演出结束以后,过不了几个小时,附近一些单位架设的高音喇叭里,便会传来电台广播员那圆润洪亮的宣布名单的声音,当终于宣布到那位老人的名字的时候,薛纪徽常常紧紧地咬着他的牙关,心弦辛酸地颤动。    
    他没有上山下乡。他那一届的学生,赶上了一次市内的分配,他分配到了现在的单位,先当搬运工,后来学会了开车,当了130卡车的司机。


申 (下午3时~5时)新郎的哥哥终于露面(3)

    早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他就在心中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治实质有什么透彻、准确的认识,他只是从切身的感受中总结出了一点:这场“革命”不实在。那“装车”、“卸车”的场面,尤其给了他这样一个启示。    
    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信条:他得实在。他痛恨虚伪甚于谬误。他对事物最严厉的批评是:“甭装孙子!”    
    现在薛纪徽骑车赶赴弟弟薛纪跃的婚宴,他以极其疲惫的身心,面临着难以应付的局面。    
    最能体谅他的,是父亲;其次也许是弟弟。但新娘子是否能体谅他呢?他今天为什么非得去加班呢?这对她来说,岂不是一种轻视吗?在她的一生中,这也许是她惟一一次担任主角的时刻,可是他这个大伯子却似乎偏偏觉得不必凑趣……还有母亲,没有比母亲更讲究吉利、更在乎面子的人了,纵使她对自己一贯是挚爱和引以为荣的,今天自己的表现,怎样耐心地解释恐怕也获得不了她的理解!她会问:“就算非加班不成,得晚来一会儿,那怎么一晚就晚到这个份儿上?”可以告诉她:半路上,让人把车给截住了——那也是北京市跑运输的车,司机急得头上冒汗,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他那车就是开不动了。他截住薛纪徽的车,苦苦地向他求援:“我截到你这儿,已经是19辆了,要么根本不停,要么停下听两耳朵就冲我摆手……大哥,我可全仗着您了!”薛纪徽说服了车组的搬运工,下车去帮他检查,完了又躺到车子底盘下面帮他修理,费了老鼻子劲,才帮他修好……母亲听了这些会怎么说呢?一定会说:“你不能告诉他,你今儿个家里还有事吗?你不管,他就再遇不上帮忙的人吗?他说截了十几辆也不灵,你就信他的?他为了让你心软,总得往苦里说噢,你就那么心实!……”是的,他心实,他不能看着别人犯愁不管;他听不得那些撇下有难的人不管、自顾自地跑车的无情行径;他不能容忍自己因为要赶早回来参加跃子婚宴,便见义而不勇为……他图个什么?感激?表扬?私下的报答?公开的奖赏?都不是,他图的是问心无愧——他感到眼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越来越少虚伪,越来越更实在,在这样一个扎扎实实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里,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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