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礼，有的也并不搞太多的鞠躬行礼，像这天薛纪跃在家中办喜事，就连七姑也不要求新郎新娘鞠躬行礼，只要开始喝酒后，小两口懂得按次序一一敬酒，大家便都心满意足。
正当薛纪跃在父亲的指示下，站起来给七姑斟酒时，詹丽颖忽然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刚才薛大娘一再邀她来同席共饮，她笑着摆手谢绝，现在却又忽然兴之所至，不请自来；她端来了一盘四川泡菜，乐呵呵地往桌上一放，宣布说：“今天你们油水大，给你们端盘这个来，去去油、爽爽口！我自己泡的，比绒线胡同四川饭店的强，不信你们都试试！”
七姑不免吃惊——这个“孙二娘”，迎亲当中就给添了不少乱，现在又来搅和！泡菜也能往喜宴上端吗？而且原来桌上的冷盘恰恰是九份，九九归一，是个吉利的数儿，你这么胡乱端来一盘，破了“九”，岂不坏事？
薛永全和薛大娘忙招呼詹丽颖坐下，薛大娘更站起身来，把她往自己的座位上按，詹丽颖却并不入座，只是笑得两眼眯成缝儿，命令薛纪跃和潘秀娅说：“快快快，新人双双敬我詹姨一杯，你们以后过日子，用得着我詹姨的时候多哩！”
薛纪跃没来得及给七姑把酒斟满，便遇上这么个局面，他不由斜举着酒瓶发愣；薛大娘赶紧把自己的酒杯递往薛纪跃那边，潘秀娅乖巧地接了过去，放在薛纪跃手中的瓶口边，薛纪跃这才明白，立刻往里斟酒，结果没控制好，酒溢了出来，詹丽颖哈哈大笑：“满出来好！满出来好！”潘秀娅把酒杯敬上去，她接过来，仰脖而尽，放下酒杯，抹抹嘴唇，说了声：“祝你们白头到老！我也有客，不奉陪了！”便像来时一样，风风火火而去。
七姑心里很不痛快。她想这节骨眼上，非给薛家指明礼数不可——直接责怪他们亲热“詹姨”不利，她放眼一望，恰有一个老大的题目好作文章，于是便嗽嗽嗓子，故作惊疑地扬声说：“哟——秀娅连对门的邻居都敬过了，怎么还不给大伯子敬上一杯呀？”薛永全老两口一听这话，脸就红了——大儿子薛纪徽也真是现眼，亲兄弟办喜事，怎么这时候还不见影儿呢？
潘秀娅一时没明白七姑的意思，便站起来给薛纪奎斟酒点烟，薛纪奎连连谦让着。七姑鼻子里哼了几声，见孟昭英正好端来热菜，便爽性直截了当地问她：“我说大嫂子呀，难为你忙前忙后的——你们那口子哪儿去啦？也不来帮上一手。”孟昭英只好苦笑：“他帮我？什么时候钟鼓楼又敲起钟打起鼓来，许差不离！”
但因为第一轮的四盘热菜端上了桌，大家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了菜盘上，七姑发动的攻势便未能取得更强烈的效果。
巳 （上午9时～11时）北京人这样结婚（3）
路喜纯为他们提供的第一轮热菜是：炒木樨肉，茄汁肉片，葱爆羊肉，海米菜花。彼时卢宝桑已经独喝了两瓶啤酒，两杯白酒，早已觉得冷盘下酒不够滋味，所以四盘热菜刚放定，他便一筷子戳进首先相中的茄汁肉片，因用力过猛，竟把那油腻的番茄汁弄得溅起老远，有一滴不偏不倚，恰落在表姐夫的袖口上。那表姐夫在席上本已烦腻不堪，面前的小盘中堆满了主人夹送的食物，他吃得很少，酒更是一滴不沾，只想着何时才能退席，求得在另一屋中与宴的爱人谅解，早点归家；他偏又是个极讲究穿戴的人，这天穿的一件“麦尔登”呢料上装，是才从服装店取出不久的新衣，他落座后主人几次劝他脱下这外套，但他考虑到里面穿的是件282全毛高级粗线织就的素白毛衣，更不经脏，所以屡次申明“不热，不热”，没有脱；他吃菜时拈夹、运送和咀嚼都十分小心，除了维持一定的风度外，保证不弄脏外套也是原因之一；没想到旁边的卢宝桑一筷子插进菜中，偏把带油的番茄汁溅到了他衣袖之上——他不免“啊呀！”一声，满桌的人不由得都把眼光集中到了他那儿。七姑首先响亮地表示同情：“哟——这是怎么说的，好好的上等毛料，怪可惜了①的！”表姐夫想发作，究竟碍于情面，一时没有发作出来，只是抻着弄污的衣袖，皱眉发愣。这时候卢宝桑千不该万不该地掏出了他自己那块又皱又脏的手绢，猛地伸到表姐夫的衣袖前，“迅雷不及掩耳”地把那污渍一擦，并且嬉皮笑脸地说：“对不起您啦！您宰相肚皮里能撑船，甭跟我一般见识！”七姑当即尖叫了起来：“哟——这不把那油全渍进去了吗？更难洗净啦！”表姐夫满脸紫涨，不由得瞪了卢宝桑一眼，但究竟不好为这件事当众发怒，少不得强忍一时，转过脸对主人说：“算了吧，算了吧……”薛纪跃这时忍不住对卢宝桑说：“宝桑你也别太那个了——菜还多着呢，你急个什么呀！”薛永全也微笑说：“宝桑兄弟留着点胃口吧，好菜还在后头哩！”卢宝桑不光两片嘴唇闪着油光，连脸上、额头上也油晃晃的——原来他已经吃得出汗，他满不在乎地又夹了一筷子茄汁肉片，边咀嚼着边说：“你们有多少菜我也吃得下，谁让爹妈给了我一副好下水哩！”说完又扭身缠着王经理，让人家跟他划拳。王经理只觉得他活像马戏团的小丑，不过主客双方都已举杯互敬几巡，似乎也没有再多的话好说，喝闷酒到底无聊，于是便点头应允。别人尚未反应过来，他二人便“三仙寿呀，四喜财呀，六六顺呀，八匹马呀——”大呼大叫地拇战起来。表姐夫觉得场面实难忍受，推说去看看两个孩子，离了席；七姑正待向薛永全甩出新的“闲话”，孟昭英等端来了第二轮热菜：宫保肉丁，清炖狮子头，赛螃蟹，蘑菇油菜（按“蘑菇菜心”的菜谱做的，因没那么多菜心，所以大菜叶也用上不少）。这四样菜的色彩配搭得更加巧妙：酱红、粉白、嫩黄、碧绿。七姑本想再挑点眼儿，一看，一尝，便也不由得打听：“这掌勺儿的是哪个灶上的？”薛大娘忙答：“虽是个年轻的，可跟同和居的红案学过，手艺还过得去——这还都是肉菜，一会儿上鸡、鸭、鱼，您再看看怎么样。”薛永全补充说——也兼道歉：“今儿个没上海味，如今好的淡菜太贵，次的买来又不值当，不如把鸡、鸭、鱼、肉侍弄好了实惠。”七姑倒也通情达理：“山珍海味咱们玩不起，能把鸡、鸭、鱼、肉伺弄好就不赖。”
潘秀娅趁满桌的人都没往他们这儿看，贴拢薛纪跃耳边，小声问：“表呢？”
薛纪跃朝五斗橱瞅了一眼，屋子毕竟小，生上火炉，摆下宴席就更显拥挤。卢宝桑坐的那把椅子，几乎就紧挨着五斗橱，于是他便也向潘秀娅耳语：“你急什么？能飞了吗？”说时孟昭英恰好进来，他便朝这位嫂子努了一下嘴，潘秀娅会意，便低下头去吃菜。
薛大娘忙活了半天，终于坐下来正经吃上了菜，她正好瞧见了小两口耳语的情景，心中不禁开出了朵花儿。对她来说，一生的艰辛，仅这一瞥中所见，便已报答了许多。
午 （中午11时～1时）一位不爱搭理人的技术情报站站长（1）
一位不爱搭理人的技术情报站站长。
中国的社会习俗，起码直到1982年年底，还并不把未经预约地到家里拜访，视为缺乏礼貌。拜访者既往往不以为失当，被拜访者也常常不以为奇怪。当然，这是仅就社会心理的平均状态而言。细加考察，则似乎又与文化水平的高低有关。在农村，农民之间互相串门，是连敲门一类的程序都无须有的，拿脚就可以往门里迈，进屋不用让，不但可以就座，还可上炕。在工人之间，倘是近邻，敲门一类的讲究也可以免去，但一声呼唤却不可少，倘是远造，则势必敲门，但可以敲得“梆梆梆”山响，不必那么文质彬彬地轻叩。一到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敲门这一环节便不能含糊了，敲得急了、重了，主人会感到不快，敲得小了、轻了，里面没有反应时，下一步如何敲，客人不由得要加以节制——一般是由轻渐重、由短而渐长（1983年后，门铃开始渐次出现，到1984年，电子音乐门铃渐趋流行，不过按门铃的心情，与敲门无异）。主方听见了敲门声或门铃声，开门前往往还要问：“谁呀？”“哪一位呀？”（1982年以前，门镜——即可由里望外而不能由外望里的“窥视镜”，尚未普及，装上的，多为外国货——或自己有出国机会时，从海外带回，或托亲友从海外购来；1983年初始有从日本进口的门镜，约10元一只；有了门镜后，问话自然可以取消。）开门时，也往往先开一缝，看清楚了，才让进来，倘来客是找这家的另一个人，而另一人并不在，则往往申明完“出去了”或“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便将门关闭——偶或也客气一句：“不进来坐坐吗？”但客人一看那眼神、表情便都知趣，必答曰：“不啦，不啦。”
随着北京四合院的逐步消亡、居民楼的大量涌现，表面上看，人们的居住空间挨得紧密了，但人们的自然联系也随之淡化，邻居之间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趋势。客人来造访时，那一扇紧闭的单元门，便缺乏杂居的四合院院门的那种随和感，而显得冰冷无情。
且说正当薛家婚宴达到觥筹交错的高潮时，他们那个院的院门前，来了个中年男子。他眼看就要往门里迈步了，却又抽回了脚去，接着，他便在院门外徘徊起来。看见有人骑车过来了，他生怕别人看出他的窘态，遂装作不过是偶然路过那里的样子，徐徐朝胡同另一边走去，但走了一段，却又折了回来……
此人五短身材，其貌不扬，但衣衫整洁，戴一顶蓝呢鸭舌帽，一望而知，是个知识分子。
他叫庞其杉，是院里张奇林所领导的那个局所属技术情报站的新任站长。为了确定庞其杉是否适宜担任这个职务，前些时张奇林他们局党组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论。
庞其杉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今年42岁。他一毕业就分配到这个系统从事技术情报工作。他专业外语水平颇高，工作也一贯认真负责，又正当精力最充沛的壮年期，提拔他为技术情报站站长，本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但他这人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单位里有一种普遍的反映，说他不爱搭理人。比如，人家在楼道里、甬路上跟他“狭路相逢”，他老远就把眼皮顺下去，及至临近了，不管人家跟他打没打招呼，他竟含含糊糊地低着头跟人家错肩而去；又比如，局里召开某种会议，他去得略早，坐在了那里，别人后去了，坐在他旁边，会议还没开始，按说可以随便聊聊，他却绝不主动同人搭话，别人和他谈话，他只是有问必答而已，显得非常冷淡。因此，他在单位里毫无人望可言，甚至传达室的工友也讨厌他——他在取信时总是默默而进，取完信又默默而出，难得露出一点笑容。因为他不爱搭理人，有人判定他狂妄自大，有人认为他清高过头，总之是思想意识方面存在问题。他早在1963年就向党支部递交过入党申请书，自然党支部从未考虑过发展他的问题。没想到到了1982年，新调整好的局领导班子作出的首批决定之一，便是提拔庞其杉为情报站站长。情报站一共11个人，只有3个党员——一位是体弱多病的秦大姐，解放初期的大学毕业生，只懂俄语；另外两位都还不到30岁，一个是当“工农兵学员”时入的党，一个是参军时入的党，他们的外语水平都比较差，老实说，干这个技术情报工作原比较勉强——总不能单因为他们是党员，就提拔他们当站长吧？由于情报站党员一贯少，所以向来是同其他科室的党员合组一个支部，新的局党委酝酿技术情报站新站长人选时，支部里争论也很激烈，有的支委提出这样的问题：“提庞其杉当站长，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久也得把他发展进来呢？他够条件吗？”秦大姐倒总为他辩护：“庞其杉多年来一直还是有入党要求的，过去我们帮助他不够，今后可以改进我们的工作嘛——就算他还不够入党的条件，他担任情报站站长还是合适的。我50出头了，身体又不好，又只懂得俄文，局限性比较大。庞其杉不仅英文很好，法文、德文方面的资料也能处理，他这些年看的原版书很多，对我们这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趋向有鸟瞰能力。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应当把他推到站长的岗位上去。”当局党组听到不少尖锐的反对意见，张奇林也犹豫不决时，他找秦大姐长谈了一次。两人冷静地分析庞其杉的问题，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秦大姐沉吟地说：“情报站的人员调进调出，流动性大，自组建后一直没挪动的，仔细想来也就是我和庞其杉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