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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加利福尼亚后，两位科学家以及他们的同事着手干上了。几个月后，他们成功地创造了第一个重新组合的生命。他们没有发明基本的技术，但他们运用技术的新奇方式迅速创造了一个兴旺的新领域。
认真的工作开始于1973年初。博耶和科恩的第一批实验集中在大肠杆菌，这是人的肠道中一般的温和细菌。他们从不相干的细菌中切下一个抵抗青霉素的基因，把它移接到大肠杆菌。接下来的测试表明实验成功了。新的细菌如今获得了对青霉素的免疫。1973年7月，他们迈出了更大的步子，把南非有爪蛤蟆的基因移接到大肠杆菌。新的细菌成功地繁殖，其后代有着蛤蟆的基因。科学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合并了细菌和两栖动物。实验过程显示了不仅是细胞质基因，而且还有病毒都可以进行修正，用以注入异类基因，其目标不仅包括细菌，也包括植物和动物的细胞。
在1973年的成功之前，没有人知道一个有机体的基因是否可以在另一个有机体中起作用甚或存活。科恩和博耶的工作表明是可以的。此外，他们还展示了越过物种之间的古老壁垒，甚至越过动植物的界限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在众多的相互作用里，有一项是非常实际的作用。由于细菌被改制和繁殖，科学家发现他们的创造是可以编排的，以便制造不同的产品，诸如胰岛素或其他生物合成物。这个过程即为基因表达。一个细菌每半小时分裂一次，因此，在一天之内，一个细菌母体能够生产出数以亿计的相同后代。细菌可以被用做为生产各种产品的巨大工厂。
当这项成功被公诸于众时，科学家开始担心新的生物学可能会意外地把破坏性的新的有机体释放到环境中去。意识到这种危险，科恩和博耶谨慎地嵌入那些已在自然细菌种群中存在的基因，或无害的基因。然而，担忧还是越来越大，科学家因此号召暂时停止这类工作。
1975年2月，在一所俯瞰太平洋的老教堂里，顶级生物学家聚在一起搞出了在这个新生的领域中进行研究的指导方针。在阿西洛马会议中心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后起之秀，也有该领域的老前辈，包括莱德伯格，他惟恐对和平的工作施加限制，担心这类限制会阻碍遗传学研究的进展。一共有90位美国的和50位外国的科学家出席了会议，包括来自苏联的一些科学家。
会上有一批科学家警告说，五角大楼也许会使用遗传工程为生物战制造新的细菌，号召制定一个国际条约，禁止旨在制造武器的基因移接。这个提议没有得到响应。然而，在经过相当的辩论后，会议组委会达成了采取最严格安全措施的协议，其顶点是建议禁止最危险的一类实验——就是涉及那些把有害的基因植入人的基因，诸如肉毒杆菌毒素的基因。最终，通过了完全禁止这类工作的动议，虽然有5位科学家投反对票。
紧接着下一个月，即1975年3月，生物武器公约生效，3年的外交努力达到了顶点。然而该公约对阿西洛马会议提出的中心议题保持沉默：新的生物学蕴含的军事意义。公约指出，只要实验的目的是防御性的，任何研究都是允许的。但防御性的研究也可能看上去多半就像进攻性的。由科恩和博耶开创的基因移接增加了一个甚至更危险的复杂因素——创造超级病菌的力量。如果一个敌人可以用新的病菌击败老的疫苗与解毒剂，军方的科学家就有理由尝试难以想象的最致命的实验。他们又能如何评估或反制对他们的国家构成的新威胁呢？这种研究类似于防弹背心的生产商得到一种新的手枪来评估老的防弹纤维结构。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随着政府相继建立起评估组织以评价拟议中的研究是否安全，对具有潜在危险实验的禁令也告终结。基因工程起飞了，首先在高等院校，随后成为产业。莱德伯格和科恩这两个斯坦福的同事担任了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的西特斯公司的咨询顾问，该公司力图利用基因移接的发现。它与其姐妹公司共同努力完成了按需设计的细菌，生产了人的胰岛素、干扰素和激素。莱德伯格1975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新领域“预示了自发现和制造抗生素以来对公众健康某些最具普遍性的利益”。
1974年8月，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民主党领袖带着新的好战情绪，并以对参议院的坚实控制，很快开始调查政府最近为何不再阻止用于战争目的的病原体开发。1975年秋举行了冗长的听证会，由来自爱达荷州的参议员弗兰克·丘奇主持，他的目的是要揭露美国情报部门在隐蔽战线中的错误做法。对政府计划针对古巴或越南的生物战则不置一词。但听证会及报告却揭开了美国历史新的篇章，其特点就是迪特里克堡和中央情报局计划实施暗杀，并储藏细菌用来残害或杀害外国领导人。这种伙伴关系从1952年一直延续到1970年，但没有取得为人所知的成功。调查暴露了一系列筹划不够成熟的密谋，不成功的攻击，以及难堪的错误。
例如，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由于担心新独立的刚果倒向莫斯科，便计划暗杀帕特里斯·卢蒙巴，卢蒙巴曾当过邮电局职员，1960年当选为刚果总理。中央情报局考虑过众多候选的细菌，包括天花病毒，最后决定使用肉毒杆菌毒素，该毒素生效快、更可靠，产生的肺部和肌肉麻痹将迅速导致受害者的死亡。该毒素被送到非洲，但严密的保安使中情局特工无从下手，随后当反叛分子夺取权力杀了卢蒙巴后，该计划也失去了意义。
另一项曝光聚焦在肯尼迪政府，其时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后仍然热衷于干掉卡斯特罗。他们搞了一个很古怪的计划来残害卡斯特罗，卡斯特罗是潜水爱好者，他们便给他准备了配置好两种病原体的潜水服。贴身潜水服带着有毒真菌，呼吸装置则配有导致结核病的细菌，这是一种以咳嗽和肺出血为特征的潜在的致命疾病。后来，由于一个美国律师送给卡斯特罗一套没有配上中情局毒药的潜水服，这个阴谋也就泡汤了。
第二部分曝光（3）
随着国会调查的深入，他们发现即便在尼克松的禁令下达后，中情局仍然保留了一小部分库存，即病原体、细菌毒素、生物性毒药等，这些足以残害或杀死数以百万计的人。大部分药剂都储藏在迪特里克，其种类之多令人咋舌，不但包括相对数量较大的炭疽病菌，还有两种沙门氏菌，就是拉杰尼希静修会在他们攻击餐馆时使用的细菌：
炭疽杆菌（炭疽病）１００克
土拉巴斯德菌（兔热病）２０克
委内瑞拉马脑脊髓炎病毒（脑炎）２０克
粗球孢子菌（溪谷热）２０克
猪布鲁氏菌（布鲁氏菌病）２或３克
马尔他布鲁氏菌（布鲁氏菌病）２或３克
结核分支杆菌（结核病）３克
鼠伤寒沙门氏菌（食物中毒）１０克
鼠伤寒沙门氏菌（抗氯食物中毒）３克
天花病毒（天花）５０克
葡萄球菌肠毒素（食物中毒）１０克
Ａ型肉毒梭状芽胞杆菌（致命食物中毒）５克
麻痹性贝毒５克
金环蛇念珠菌毒液（致命蛇毒）２克
小孢子囊铜绿菌毒素（肠感冒）25毫克
毒马钱碱（麻痹剂）１００毫克
参议员们强烈批评了特工人员和军方的生物学家无视总统禁令的行为。“我们必须坚持所有这些机构都严格按照法律来行动，”丘奇参议员说道。
比尔·帕特里克虽然从未被要求去作证，但是他对这些毒剂的库存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对。在采访中，他说他协助过中情局，但几乎不知道任何具体细节。“如果有人要求你准备一样具有某些特点的东西，那么你绝对要晓得它要派什么用处。但从来没有人来告诉我说，‘我们需要这玩意儿，因为我们要暗杀某人’。”
在听证会上透露的一个文件说，储藏的细菌中，其特点包括“适合撒在衣服和枕头等地方”的形式，这纯粹是基于一种幻想，以为可以把独裁者杀死在床上。
在开发残害与杀死人的毒剂方面，实际上也不只是帕特里克一个人。这类工作早在他来到迪特里克堡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
有关美国惟一为人所知的生物攻击的故事，在听证会上断断续续暴露出来，与丘奇的委员会的其他曝光不同，该故事没有成为新闻大标题。首次暗示出现在1975年9月16日，当时的中情局局长威廉·E·科尔比告诉参议员之所以搞毒剂库存，部分原因是一个前任的机构，即战略情报局曾经有效地使用过这类毒剂。他说，事实上，战略情报局搞过“一次成功的作业，使用生物战材料使一个纳粹领导人一度丧失活动能力”。他没有讲细节。至少，参议员们也没有公开提出这个要求。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M·肯尼迪在漫长的听证会举行过后，于1977年5月报告说，就在“几分钟前”刚刚收到的一些中情局文件透露，间谍曾经攻击过仍然没有点明姓名的纳粹高级领导人，“以阻止他出现在战时举行的一个重要的经济讨论会。他们在食物中下毒，相当成功”。
但肯尼迪参议员没有提到毒剂，也没有点明谁是受害者。最后使事情真相大白的是一份中情局的文件，它隐藏在听证会报告的后面，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即使是该份文件也避开了这个难堪的真相。
那次秘密攻击的目标是亚尔马·沙赫特，第三帝国的金融头脑。希特勒1933年掌权后，沙赫特被任命为德国国家银行行长。大约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得到了必要的毒药，并用在沙赫特身上，显然是放在他的食物里。
从技术上说，该次攻击被认为是成功的。选择的毒剂取之于葡萄球菌，与选来用于攻击古巴的毒剂是一类的。沙赫特经历的症状多半包括寒战、头痛、肌肉疼痛、咳嗽和高烧。也许更重要的是，该次攻击一直秘而不宣。
问题出在沙赫特结果是一个反希特勒的密谋者，或者至少他看上去是这样的一个人。当密谋者们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的企图失败后，沙赫特被投入了集中营。美国军队于1945年春在达豪发现并释放了他。纽伦堡审判没有判他任何战争罪。
当国会调查人员追究美国的细菌项目时，美国情报界对苏联是否在秘密赶制生物武器意见不一。争论开始于1975年，是时生物武器公约已然生效。（销毁全球生物武器规定的时间为3年，这也是美国销毁自己的生物武器所花的时间。）有几个政府官员写了一份秘密文件，指出苏联仍在非法继续一个进攻性的项目。他们的结论被作为一种猜测遭到拒绝。差不多在同一时候，一位国务院官员强调说苏联的新型洲际导弹SS11被设计用来携带生物武器弹头。据一个同事说，该官员的上司认为这种想法是无稽之谈。1978年，苏联派驻联合国的一个高级官员叛逃美国，他警告说他的国家的军方已经着手展开一个秘密的生物项目，该警告被视为很有意思，但不具有实质性内容。
加里·克罗克却深信不疑。他是国务院情报部门的一个初级分析员，1974年进入国务院后不久，就一直在探索苏联的生物武器开发动向。他的职业生涯一如他的众多同事，是从研究苏联的核计划开始的。但克罗克很快就为生物和化学武器的神秘领域所吸引，这些武器在政府内部人员的口头语中被称为“病毒和毒气”。美国雇用了数千人专门跟踪莫斯科战略武器项目的发展情况，大批专家追踪每一种新的导弹和弹头，这些极有吸引力的工作一般都是男人干的。
关注病毒—毒气问题的人则少得多，而且其中有很多女人。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承担评估全球生物和化学武器的人全部安置在一个小房间里都绰绰有余。这意味着，就是一个分析家， 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 都可能改变政策——如果其声音可以影响范围更广的官僚层的话。克罗克在大部分时间都代表国务院参加月度会议。“我们彼此都熟悉，并在一起工作，”他回忆道，“我们就那么一小帮人在与大家伙，搞核武器的权势人物作斗争。我们一小伙人挺身而出嚷道，‘嗨，注意了，还有化学和生物武器呢！’”
第二部分曝光（4）
1979年10月，西德法兰克福一家通常登载来自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