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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4，共计49个。也就是说，它们在江西的周边地区占到了28个，超过总数的一半还强。
与此同时，江西境内大抵是平静的，几近方外的一座只闻梵音的古刹。与宋明两代在诸多领域开学风之先和执牛耳者相反，江西在清朝灭亡之前，没有出过一张类似《时务报》、《国闻报》、《苏报》这样传播维新思想的报纸，没有出过一本类似《海国图志》、《西学东渐记》、《时务论》、《盛世危言》这样介绍、研究西方与西学的书籍。和以上当时产生了巨大反响的著作一样，陈炽的《庸书》、《续富国策》，在外省区一再脱销，多次重版，文化人纷纷以捧读为快事，在本省却不能出版。本省有些什么人呢？不见陈炽这般的发愤长啸之人，也不见陈宝箴这般埋头做新政的人物，官员与士绅圈子里放眼一过，皆是守缺抱残、诋噪维新的井鸣之蛙……
1862年（同治元年）3月17日，在南昌城中心的东湖百花洲畔，空气中隐隐蕴涵着一股浓烈的火药味儿……
这一天，街头巷尾贴满了由湖南传过来的驱逐法国天主教士的檄文，退下来的前翰林院检讨夏廷榘，还有正在家休养的在籍甘肃按察史刘于浔等人，按捺住自己一颗狂跳的心，一昼夜便将这檄文翻印出来几万张。大街上脚步如潮，人声鼎沸，一张张年轻而又涨红的面孔走在人群之前。他们多操外乡口音，是正来省赶考的各府县的童生。莘莘学子们先到筷子巷天主教育婴公所，要求进去查验女婴，他们对于这些胸前挂着十字架的洋人去拣来、买来那些奄奄一口气的女婴的做法抱有疑虑。当有人在教堂附近捡到油膏一块、铜管一根、尸骨一包时，这怀疑便有铁打的结论了：油膏是熬炼婴儿的精血而成，几寸长的铜管用来勾取婴儿的眼睛，那尸骨更是从魔鬼的嘴里吐出来的。于是，“万众同心，群相附和”，他们先后捣毁了几十间教会房屋和由教徒开设的义和酒店、合大盐店，并将内里的货物、用具一并砸烂……
接下来几天，南昌郊区和邻近各县均发生捣毁教堂和教徒财产的事件。南昌街头遍是匿名谒，题为《扑灭异端邪教公启》，内称：“倘该国教士胆敢来江西蛊惑，我等居民，数十百万，振臂一呼，同声相应。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务将该邪教斩除净尽，不留遗孽。”又对中国教徒，一经发现，号召“不必禀官，公开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又是林则徐的外甥，本人虽具有维新思想，却也受大势裹胁，不但对此毫无约制，竟也站在江西士绅一边，坚持反对洋教的活动。
有学者指出：“近代江西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反洋教斗争特别激烈。江西并不是传教士活动最严重的省份，却成为教案最突出的地区，教案发生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居全国之首。”（万振凡《近代赣文化的衰落及其原因》）1862年的南昌教案是全国各地爆发最早的教案之一，在赣地则由此发端，至民国初年，共发生与教会的冲突、斗争300多起。
我想，赣地较之沿海教案频繁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后者在被传教之外，大抵都是通商口岸，互惠互利，做着转手生意，当地人总有钱可赚。而且在西风美雨的长期熏陶下，那目光便变得无所谓起来，信教就信教吧，不过就是在佛道两家外再加了一宗。可在赣地，虽然一度有个口岸九江，但贸易额一直偏低，以1890年为例，这一年它的港口贸易总值，低于江对岸汉口的六分之一，甚至低于镇江的三分之一。在通商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被大大凸现的便只有传教了。
近读《传教士与中国科学》一书（曹增文著宗教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在许多国人印象里，清末来中国的那批传教士大多只有负面作为。这本书却以大量事实，展示了我国近代的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的诸多变化都是他们带来的，从学校教育、学科结构到精神病院、育婴堂、孤儿院的建立，可以说随传教士走进中国的西方文明奠定了近代中国社会服务体系的基础。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几十年里雾里看花，或者干脆放在哈哈镜里，任意夸张、缩小与变形，我们已经见得不少。在中国，有些事情的结论，真要等到百年以后才能尘埃落定，对传教士的评价便是一例。
但在当年，绝非如此——
教会深入城镇和乡村后，因一些教士的殖民心态，为急速扩大教会的势力和影响，圈占土地、延揽诉讼、纵容与包庇少数为非作歹的中国教民……这一切，无不与官府的权力、地方士绅的威仪发生严重的冲突。
更要命的是，从手工业者、菜农到店员、小商人等社会各界的同仇敌忾广泛参与中，可以发现，好像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块被扔进了清水里，历次教案中都无不昭示着两种文化的冲突——坚定地信奉老祖宗那“男女授受不亲”的人们，打量着教堂那高耸的尖顶、难窥其究竟的窗户、平日里总禁卫森严即使是做礼拜之日非教徒也进不去的院门，以及男男女女的教民络绎不绝地进出，他们的脸上便多少会挂上暧昧之色：他们在幽深的教堂里干些什么呢？如果说是忏悔，一个女子怎么能够和一个非亲非故的男子单独呆在一处呢？
官员们则不会这般形而下，警惕的目光总是在政治的高度上看问题，正如时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所说：
通商不过耗我物产精华，行教则足以变我之人心风俗……（齐鲁书社《反洋教书文谒帖选》）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星火成炬，坚冰故我（5）
近代以来，中国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化进程，靠的是一种非制度力量的推动，这力量大抵表现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和受其充分濡染的绅商阶层对于陈旧的王朝政治、经济体制的改良。赣地并不处于沿海口岸，虽位于赣北的九江一度对外通商，其偏低的贸易份额却不足引美雨欧风进窥江西腹地；而绅商阶层又未能瓜熟蒂落，虽也有一些鼓吹江西工业化的有识之士匆匆来去，如文廷式在原籍萍乡集股合资，打算采用新式机器开采煤矿，全县士子张贴谒帖，群起攻讦，结果只能胎死腹中……于是，当周边各省均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工业化之时，江西与工业化的擦臂而过，就是必然的了。
如新式煤矿全国共开办16座，其中在湖北有4座，安徽有2座，江苏有1座。新式金属矿全国共开办23座，其中湖北4座，安徽、福建、广东各1座。打曾国藩引进西方技术与设备，在安徽建立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军工企业——安庆军械所之后，各地纷纷仿效，全国共有军工企业21个，其中江苏、广东各3个，上海、福建各2个，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各1个。唯独拥有煤、铜、钨等丰富矿产资源的江西，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了第一个称得上是近代工矿企业的萍乡煤矿，而且还附属于盛宣怀的“汉冶萍股份公司”。
有学者粗略地查阅了清代道、咸、同、光四朝江西巡抚们的奏议，从中发现：“除了有关镇压会党、如何征税等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通盘考虑过如何适应全国的形势，发展江西的工商业。光绪八年，邻省工商业正在蓬勃发展，这时江西地方政府却向光绪上奏，反对江西发展工商，提出江西的田赋漕粮‘历朝重视，实为国计之根，而大小可为缓急之序……’认为田赋漕粮应是江西的头等大事，提出要‘合官民之力为之’。其他如办企业、发展工商等只不过是‘其小而缓者’，认为只要‘鸠民力治之’就可以了。光绪接奏后‘详加批阅’，认为可行，从此就定下了江西近代经济发展的基调。”（万振凡《近代赣文化的衰落及其原因》）
倘若九泉下有知，陈炽、黄爵滋、陈宝箴、文廷式等这些曾以眼光和气节惊动过神州的赣地先贤，大约会一起跑到赣地那广袤的红色丘陵上，向着苍天发出一次《离骚》式的天问。
大概由此后，江西就沦落成了别一种意味的“摇篮”——
《走进晚清》已展示的晚清近10位赣籍官员，虽然他们中有些人蒙后世景仰，有些人为后人所唾弃，但他们能够被历史记载下来，由他们引发或经历的几乎贯穿中国近代史迤逦血脉的著名事件，大抵上都是在他们走出赣地之后发生的。这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渐行渐远地离开了赣地。在几分无奈与萧索中，江西仅成了一个为人才的早期成长提供服务的“摇篮”，与此同时，赣文化日益处于一种被挤压的边缘化状态，而这正是江西在众多的历史隐痛中最大的一种……
晚清的几十年里，江西的山水间貌似相对平静，其实却在周边强大季风的挤压下，也在历史与现实的冷暖气流的交汇下，潜藏着巨大的不安。而当代史上江西好多年来在中国经济、文化格局中的窘困与尴尬，至少在晚清时就已存在。
时下，赣地许多思想者与弄潮者的焦灼与忧虑，本质上仍是在继续求解那张已有百年历史、页面泛黄了的试卷。
今天，4；000余万江西人民所有的奋发与追求，其实都是为着永远结束那离骚式的天问，让赣地先贤们站在九天之上看着这块终于行动起来的土地，脸上能有欣慰的微笑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中国在海中（1）
胡平：今天便捷的交通让没有去过海边的人们的不再遗憾。但对于地处中国广大内陆腹地的几亿人的文化记忆来说，海却是遥不可及的，也是陌生的。
东有先生告诉我，自他在厦门大学读完社会经济史的博士回江西后，我是第一个找他大谈海洋文化的人。而我则又一次地察觉自己触到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走势的一个命门。最早有所察觉，是2001年秋天在沪上与曹锦清教授谈他刚出版不久的大作《黄河边的中国》，他写的是在中原大地的所行所见所思。内陆文明是辉煌的，又是凝重的；山地文化是古朴的，又是老道的。河南，还有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在内的整个中部，既因它们在革命战争岁月而彪炳光荣，在计划经济年代不可小觊，又因它们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步履蹒跚，面容戚然。与此同时，这些年去过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地区的人，大概都会对这海风劲吹海浪牵绕的一块块热土钦服不已：原来此岸的城市也能让彼岸的纽约凸显老迈；原来民间这个大矿一旦开掘竟有不尽神奇的伟力；原来经济经市场这门无形而又威猛的礼炮可以打出如此高远、绚丽的焰火……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沿海地区这20年的巨大进步，正是与它们昔日海洋文化、海洋经济的一种接续。昔日的民间状态，而今在一条理性的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沿海地区受海洋文化的濡染更为自觉，随海洋经济的消长更为密切。
从1500年开始，世界再也不是由一个个孤立的洲或者国家构成，而是通过海洋联结在一起的洲或者国家。
地中海就像一台巨大的编织机，来来回回地编织着人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不论是经济生活上，还是传播宗教方面，都必须走出去。
陈东有（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昌大学教授，社会经济史博士）：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我们的国门是被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的，从此中国与世界才开始有了比较大的对流，但这不是一种互动的对流，而是被动的、单方面的。世界近代史是从十六世纪初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航海探险开始的，用欧洲一位史学家的话来讲就是，从1500年开始，世界再也不是由一个个孤立的洲或者国家构成，而是通过海洋联结在一起的洲或者国家。这时候人们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但圆到什么程度还不很清楚，这圆圆的地球上有些什么更不清楚。人类比较早的文化有巴比伦文化，也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文化，这一时期人们主要生活在内陆地区，位于波斯湾和地中海、黑海之间。两河文化比较发达，比印度河文化、尼罗河文化、黄河文化都要早，它给人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就是出现了游牧生产方式和农耕生产方式。虽然那时已经有了商人，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黑海、里海和地中海东部等靠近两河地区的地方，还没有一个成体系的商业模式。商业是很重要的，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实际上就是在商业利润的推动下实现的。展开世界地图我们可以发现，幼发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