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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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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攻击目标——城市或村庄反复多次易手,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见的顽强战斗的典型。在斯大林格勒南部,至今仍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楼房——一座大型粮仑。从9月17日至20日;整整几个昼夜,那里的战斗一刻未停。不仅整个粮仓,而且连它的其它几层楼和几个库房,也都分别数次易手。上校杜比杨斯基打电话向我报告:“情况不断变化着。原先,我们在粮仑的上面,德国人在下面。我们刚刚把德国人从下面赶出来,他们却又钻到了上面。现在,在粮仑的上部,还正在进行战斗”
  类似这样的双方都拼死争夺的目标,在城里有几十个、几百个。在这些地方,几个星期以来,每一所房屋,每一个突出部,每一节楼梯,都在被激烈地争夺着。
  9月16日下午,我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我们已没有预备队,而敌人却不断地把生力军投入战斗。这样的浴血奋战还将持续下去,集团军将进一步被削弱,以致毫无战斗力。我请求马上再我给们加强2—3个新锐师。
  显然,方面军首长很了解城里的战况,很清楚城市作战的意义。9月12日—16日战斗的表明,在城内防守比在草原开阔地上实施反突击,能更有效地杀伤敌人。
  很快,方面军司令部把步兵第92旅和坦克第137旅调来配属给集团军。步兵旅装备齐全,它的成员——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海舰队的水兵,都是很优秀的军人。步兵旅的任务是,沿铁路线占领防御地段,其界线是:北起察里察河,南至由铁路线围成的三角地带。
  坦克旅只有装备着45毫米口径火炮的轻型坦克,该旅的任务是在马马耶夫岗以东0.5公里的铁路回转线地域,占领环形防御,阻止敌人向伏尔加河推进。
  9月17日,我得知,位于斯大林格勒北部地区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开始在阿卡托夫卡和库兹米奇地段向南转入进攻。进攻者的任务是:歼灭敌军集团,与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部队会师,也就是与在城市西南方向的第62和第64集团军会师。
  这消息太令人振奋了——整个前线就要转入反攻!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立即开始筹划,如何配合这次进攻。对于被敌人逼到伏尔加河岸边的第62集团军来说,迫切需要与侧翼的友邻部队会合。所以,尽管困难重重,我仍决定:在集团军中部实施积极防御;在右翼,用两个步兵旅和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的兵力,向敌人实施突击。加快与城市北部作战的部队会合。
  那天晚上,叶廖缅科上将预先通知我,进攻即将开始。我们应该用右翼部队支援友邻部队,同时从红十月村、从马马耶夫岗地域向西南实施突击,分割并消灭城市西部的敌人。为了加强集团军右翼,特增派由B·A·戈里什内上校率领的步兵第95师给我们。这个师将于9月18日傍晚在伏尔加河渡口集结。
  2
  我们的指挥所不断地遭受敌人的袭击,因此,我们被允许放弃在察里察可谷里的掩蔽部,转移到距“红十月”码头以北1公里的新指挥所去。
  9月17日傍晚,集团军前线的形势是这样的:右翼——从雷诺克至马马耶夫岗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在5天时间内,这个地区的敌人实施的所有局部的攻击均被击退);在集团军的中央地区,前线已出现折线:马马耶夫岗和中央车站在我们手中,专家楼则落入敌人手中。敌人从那儿向中心渡口射击;左翼正面已从察里察河起,沿着铁路展开,直抵伏尔加河岸边的抽水站附近。
  在生力部队到达以后,我们将混编团的残部并入M·C·巴特拉科夫步兵旅。同样,遭受了巨大损失的南翼的剩余部队被编入杜比杨斯基近卫师。他们的司令部则到伏尔加河左岸集中,重新组编。
  这样,集团军左翼仍旧是两个步兵旅——第42、第92旅以及杜比杨斯基的近卫步兵第35师。这样,就使部队的指挥变得更为方便。
  9月17日夜间,集团军指挥所转移到新的地点。通讯器材、勤杂人员和一些司令部军官从晚上就开始转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和作战参谋最后才撤离。带着各种文件、材料,穿越敌人冲锋枪手甚至敌坦克控制的街道,这是极为冒险的。我们很可能突然与敌人遭遇。因此,决定参谋编队和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走水路。他们将实施复杂的机动——从察里察河口出发,到伏尔加河左岸的克拉斯诺斯洛博达,再由那里乘汽车向北,到扎伊采夫岛对岸的“62”号渡口,再换乘装甲艇重返伏尔加河右岸,然后迅速抵达新指挥所。
  从察里察河口乘船渡过伏尔加河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的保障工作,交给了I·A·维特科夫上校及他的助手们。午夜12时,我们的车队满载着文件和一些私人用品,趁天黑从掩蔽部出发,顺利地在上船地点集中。途中,炮弹和迫击炮弹时而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
  渡过伏尔加河后,我们在博科尔德村和克拉斯诺斯洛博达村之间,为寻找我们的汽车,耽阁了近1小时。最后,终于找到了汽车,我们把一切东西都装到汽车上。这时,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走到我跟前,建议我去距克拉斯诺斯洛博达5公里处的国营苗圃,可在那里的管理处吃点东西,洗个澡,然后再去新指挥所。
  我们请克雷洛夫带领司令部的编队先去新指挥所,并许愿给他带回些吃的。
  然后,我和古罗夫以及我们的副官们来到国营苗圃。那里的人象迎接从另一个世界来的稀客一样,盛情地款待我们。我们洗了蒸气浴,换上干净暖和的士兵服,填饱了肚子。就这样,吃饭、喝茶,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由于窗户都被遮住了,以至我们没有觉察,黎明是什么时候来临的。当我们发觉时,我们立刻紧张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渡口只在夜间工作,我们恐怕赶不上了。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到达新指挥所,那么克雷洛夫和参谋们会怎么看我们呢?
  我们跳上汽车,就向“62”号渡口飞驰而去。我不熟悉道路,由古罗夫那辆车在前面带路。但是,他也记错了路。我们不知不觉又转向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知道走错了路之后,我们又赶紧向回开。
  当我们来到“62”号渡口时,我看到码头上只停放着一艘小快艇,我觉得好像就要解缆了。在这紧急关头,好像故意与我们为难似的,我们的汽车又扎在沙地上空转起来。我脑子里闪现一个念头:这最后一艘装甲艇就要开走,我们全天将被困在左岸上。这一整天,集团军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斯大林格勒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我不敢往下想,急忙向码头奔跑过去。装甲艇已开始离开码头。我使出全身力气,连跑带跳地向小艇奔去。我使劲一跳,终于上了艇!古罗夫正向码头跑来。我向舵手喊:
  “把船往回开!”
  他慢条斯里地转过头问道:
  “你是谁呀?”
  “我是第62集团军司令员!”
  舵手把艇开回码头,古罗夫和副官们跃上船舷。装甲艇离开岸边,全速全右岸驶去。
  艇长向我道歉,说不认识我。十分钟后,我们已到达右岸。我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并向他表衷心的感谢。
  在新指挥所里,我们见到了克雷洛夫、维特科夫和其他一些人。我很兴奋。因为我们又在一起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晚上我们清点了人员伤亡情况。炮兵、工程兵及装甲兵的副主任全都离开了我们。
  军事委员会给我们指派了几个新的副职:炮兵副主任尼古拉·米特罗法诺维奇·波扎尔斯基少将,装甲兵副主任马特维·格里戈里耶维奇·魏因鲁布中校,工程兵副主任的位置还空着,因为未找到代替人。我为此事给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打了报告,很快,科先科少将到我这里来了。在B·M·特卡琴科中将到来之前的几个星期里,由他来作我的工程兵副司令员。
  新的集团军指挥所没有掩蔽部,甚至连能够躲避子弹和炮弹的碎片的掩体也没有。在我们的上方,在陡峭的河岸上,有很多储石油的油槽和混凝土制的装重油的贮油池。在浅滩上堆放着车床、发动机及一些其它的工厂设备,原先准备把它们疏散到伏尔加河对岸,结果都丢在这里。河边停着几只没完全打坏的驳船和许多浮运的木材。
  集团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都住在驳船上,其实,就是睡在露天里。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长被安排在河岸附近匆忙掘成的避弹壕里,这些避弹壕甚至还没上盖。
  工兵们不知听信了谁的话,认为在陡岸上方的储油槽全是空的,于是就在其下方开始修建掩蔽部。后来,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轻信付出了代价。
  集团军右翼部队准备向马马耶夫岗西南方向实施反突击,以便从北面与三个担负反冲击任务的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第24、第66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协同作战,切断和击溃向斯大林格勒进犯的德军部队。
  9月18日象平时一样开始:太阳刚一露头,敌机就出现,开始轰炸并冲击我战斗队形。敌主要目标是车站和马马耶夫岗。空袭之后,敌人的火炮、迫击炮紧接着向我开火。作为回报,我们的大炮也轰隆隆地响起来。战斗非常激烈。上午8时,城市上空的德军轰炸机突然消失了。我们都明白,在城北作战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已在积极行动。那边已开始了战斗侦察。14时,我们上空又出现了几百架“容克”,它们又继续早上开始的对第62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实施轰炸。这意味着,北边的战斗侦察已经停止,或者说,暂时告一段落。
  敌机对我军积极行动的反应非常敏感,尤其是对北边。我们根据敌机的这一活动规律,常常可以猜到我方面军其它地段的态势。我们感谢这位“邻居”,也因为这6小时的轰炸间歇时间,使我军得以加强,使我阵地更加完善。
  清晨,我右翼部队转入进攻,并取得了很好的战绩:戈罗霍夫上校的步兵旅,占领了30.5高地;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占领了135.4高地。在坦克第23军的地段,机械化步兵第38旅,彻底占领了“红十月”村西南边的果园。A·E·叶尔莫尔金师的分队及A·F·叶林的近卫第39团,在马马耶夫岗进行着顽强的战斗。一天之内,他们就向前推进了100—150米,并在马马耶夫岗的顶部,修筑了牢固的工事。在市中心和集团军左翼的战斗,仍象从前那样的残酷。敌人虽然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但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我们的部队仍坚守在除车站以外的已占领的阵地上。在5天的浴血奋战中,车站曾易手15次之多,只是到9月18日傍晚,才最后被敌占领。
  我们已无力再对车站实施反冲击了。罗季姆采夫将军的第13师已精疲力竭。他们渡过伏尔加河后,就立即投入了战斗,并承受住了攻打这个需市的德国军队的主要突击。近卫军战士们使敌人遭受了重大伤亡。但是,他们也被迫把斯大林格勒的几个街区让给了敌人。这并不是退却。谁也不想退却,近卫军勇士们死守在阵地上、撤退的只是重伤员。与师主力部队失掉联络的近卫军战士,单独一个人或两、三个人一组,仍然在铁路板道房的岗亭里、在车站的地下室里、在月台线后面、甚至在车厢底下,坚守着,战斗着。他们在独立地继续执行上级交给自己部队的任务——插入敌后方或两翼,打击法西斯强盗,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都强迫敌人接受这样的巷战战术,即:迫使敌指军官不分昼夜地使自己的连、营处于紧张状态,并不断地向各个方向投入兵力,去包围、压垮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的苏维埃战士的“单人堡垒”。当时,我已经比较明确地形成了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我在前线生活的第一天就开始酝酿了),即用什么来对付敌人已形成的、但又陈腐的战术呢?
  我思考中的第一要素,就是我们的士兵。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早地与敌人面对面地交锋。有时,他们比在指挥所里观察敌人战斗队形的将军们,更了解敌军士兵的心理状态。他们研究敌人的特点。我这里强调“研究”二字,是因为大自然赋予他们智慧,赋予他们激情和思考能力。他们不仅理解自己指挥官的意志,而且还能判断形势,识被敌人意图。当然,他们比起司令部的参谋们,对敌人的部队了解得要少,也不能看到我们从观察所里所能看到的那么广阔的战场,但他们在与敌人周旋的无数次冲击和反冲击中,根据敌人在战场上的行为,能够比别人更多地、更强烈地感觉到敌人的士气。而了解敌人的士气,不是抽象的,而是直接从战场上看到的——这才是任何战斗中最重要的要素。
  甚至在最激烈的战斗里,训练有素的士兵,因为了解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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