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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８号，大队动员村里的党员、致富能手、在外工柞的人，在现在的校址上开了个捐资大会。当时。赵书记、胡乡长各拿了５００元，教办室的朱主任拿了３００元，商丘市教委田启义主任提前一天到田庄，搁下了１０００元。这样。大会开得很成功，共收到两万多元捐款。在此基础上，由群众投票，成立了一个建校委员会，盖楼买东西的事都由委员会办。有了这些钱，我们先把建楼用的钢筋买来，砖、沙、水泥、楼板等，由大队和我出面赊。到４月下旬，开始填坑打地基。因为划给学校的这片地原来是一个大坑，所以，那地基打得可真够难，整个是一层砖，一层水泥，硬是一点点垒上的。从开始盖那天起，我和民选的建校会计两个人就一直监督着，白天夜里都没敢好好休息。
到１１月份天凉了，正是用劲的时候，可盖到第二层时，师傅们却不想盖了，因为从开始盖楼到现在，一分钱没给过人家。盖咱的楼，连盖村民的都不如，别说没钱给人家，就连一根烟也没得吸，喝点茶都得我老伴儿给烧。领工的老板说，我们不能一直这样盖呀，多少总得给点儿吧？我说，就给就给。可正好这时别的乡因收群众的集资款出了点事，县里就说不管干啥，不能收群众一分钱。我一听这事，头一下子就炸了。天哪，这么大的工程，叫我咋收摊啊盖楼的木料是我堂兄弟出的，他自己垫了两万多元，咱总共才给２０００元；砖、沙、楼板、水泥也都是赊个人的，赊的时候说种上麦就给钱，可竟出了这事。领工的老板自然知道两万多元钱能干成啥事，所以，说啥也不再干了。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出面贷了１万元钱的私人高息款，１分５的利，算是暂时糊弄住了人家，又干了一段，但到１１月底还是停工了。
一直等到１２月下旬，还没一点办法。这时，有人出主意，让到省里找当领导的老乡，看能不能想点办法。省教育厅的一位领导曾在我们这儿上过学，也算老乡，所以，我和另一位老师就到教育厅找他。头天去，领导不在家，我们只好住下，等第二天再去。可一问附近的旅社，两个人最便宜的也得１２０元，价钱贵得差点把我们吓死。我就问一位出租车司机住哪儿便宜，他说那得到郊区。他把我们拉到一家旅社，一问，最低也是每人２０元。没办法，我们也只好咬咬牙住了。第二天，我们没吃饭就过去了。领导听我把情况一说，又见我瘦得不成人样，就说，唉呀，我太同情你们了，可现在我实在拿不出钱来，要是你早来点，兴许能找个三两万给你救救急。我说，那我们回去也没法向乡亲们交待呀。这样，领导给写了个信，让我们回去找县里领导。我从郑州回来就病倒了，信让朱声振拿走了。不久，县教委主任刘效芝来了，看楼盖了没有，又问了问学校因无房上课而停课的情况，说无论如何不能停课。后来，教办室的人又来了两趟，也让上课。这样，学校就凑合着在快扒完的老学校里复了课。
快过年时，债主们都跑到家里要钱，说的话很难听。孩子们都说不让你上班，你偏要上，现在要账的堵住门，说难听话，连年都过不成了，看你咋办。我说，你们不要说了，楼不盖中不？小孩子去哪儿上学？不管咋着，咱是个党员，你不给群众办事，能行？年过去不久，老学校的房子扒光了，因为要把老房上的瓦拆了给新楼用。可这一来，３００多名学生上课咋办？厕所没建，院墙没垒，教室墙没刷，门窗没装，单这些就是３万多元，可我实在没一分钱了。后来想想，为了学生，不管有多大难也要过这一关，所以，我咬咬牙又使了好几家的高息款，算是赶在今年新学期开学前把学校收拾好了。
有关领导一看，很满意，可还都是精神上支持，钱一分也不给。后来，我通过亲戚争取到了县财政局的１０万元扶贫款，算是还了些账，可盖这个学校花了２６万元，其余１４万多元还欠着人家，又该咋办呢？从前我家虽然穷些，但还没欠过账，这一盖学校，硬是弄得我债台高筑，天天债主堵门要账，因为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我个人担保签的字，好几万还是私人的高息款。这不，前几天还有人对我扬言，再过一段不还钱，就准备锁大门，封学校。说实在的，要是真封了学校，我可能就没几天活头了……
（记录：曹保印）
第四卷到百色支教的日子
赵全明，男，２９岁
周口市第九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５月３０日
１９９８年在《人民日报》上，我看到团中央招募青年志愿者去贫困地区扶贫支教的启事，便决定为贫困地区的孩子尽一份绵薄之力。很快，我向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邮寄了厚厚的申请。
８月底，接到团中央通知，我立即收拾行装，赴广西百色，来不及休息，又坐上了去大楞乡的汽车。约５个小时后，车终于到站，大楞乡教办人员用壮乡最隆重的礼节“喂酒”招待我，乡教办主任黄必信给我幽默地介绍百色至大楞的“北大”“高速”公路，那是一条标堆的“水泥”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吃完饭，我催校长快快领我去学校。学校在一个青山环绕的小小盆地中，学校东南有一座山叫独秀峰。我不懂壮语，校长只好用别扭生硬的普通话给我介绍这里的风土人情，学校学生的一些情况。趟过一条小河，我更显得兴奋，不停地赞叹周围的美景：碧水青山，绿树成阴，鹅卵石砌成的围墙，低矮的小屋，木制的栅栏，饮水的牛、山羊，一派生机盎然，简直是一个令人陶醉的世外桃源。站在我身后的校长听出我的赞叹，笑了笑说：“三天后你便没有现在的心情了。”
几天来路途的劳累，使得我这夜睡得特香，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满身起了２０多个红疙瘩，一搔，奇痒难忍，是大山里蚊虫热情的“吻”痕，不知是见面礼还是下马威？
这里的贫穷落后是我来之前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交通不便，好多人一辈子也没去过城里。山高坡陡，吃水也要去很远的地方背。村民们都家徒四壁，竹楼下层住牛、羊、猪等，上层住人，一进屋，顿感臭气逼人。开学第一天给学生注册收费，竟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家长交不起学费。
贫穷的孩子像鲁冰花一样散落在学校各个角落。饭堂前，三五个孩子围在一起，吃着从家里带来的发霉咸菜，或在米饭里撒生盐；教室里，有孩子没有完成作业，怯怯地低着头告诉老师，没有纸、笔或作业本；寝室里，几个学生共用一条毛巾，一个脸盆，两个学生各兑一条被，挤在一块睡，有的衣服像湿了的报纸粘贴在身上，发出的阵阵异味与被子上的一样；操场上，时有学生因营养不良而昏倒；有孩子长期拖欠学费，老师让回去取，一去就再不来学校了……
教学条件也很简陋，英语组惟一的一台录音机，只要一开，便发出轰炸机的声音。一些最基本的教具这里都没有，一个漏了洞的地球仪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教具。
我们自己劈柴生火，做饭，去远方挑水。没有马桶，没有厕所，没有浴池，只有用桶装满水，举到头顶倒下。成群的老鼠也常和我们打“地道战“，刚堵上一个洞口，明天又会有几个新洞出现。想吃到面或某些蔬菜吗？那就得冒危险去城里买，所以一年也难得吃上几顿。
更可悲的是，许多学生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意义和外面精彩的世界。
经常有学生笑嘻嘻地对我说：“赵老师再见，我不上学了。”从他脸上看不出一丝忧伤，而自己惊愕的神情倒使他们十分惊奇。对于他们而言，几十分的试卷与繁重的家务、贫穷的生活相比太没有意义了。我感到，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我们所留下的几件衣服，几支笔，几张钞票，同时也并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是梦想的萌生，人生目标的确立以及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
于是，我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扩建校广播站，重建自“文革”以来就瘫痪了的团组织，发展新团员，给他们讲成长，讲发展，讲生存，介绍大山外的世界。把所教的英语、地理也融入其中：在说到香港、澳门、台湾时，我在黑板上写出“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Ｔａｉｗａｎ”，并向学生介绍相关的“一国两制”等内容，为让学生开阔眼界，提高学习兴趣，我自己订了《中国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北京晚报》，并用它们来丰富教学。孩子们慢慢产生了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我多想利用假期带他们出去看世界，只恨自己没有实力。
为了使穷人家的孩子有书念，我和同伴每人每月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拿出１５０元，用来资助１５名品学兼优的特困生。我们又求亲告友，发出无数封求援信，先后得到北京华都酿酒公司资助款两万余元，江苏江阴中昌实业公司捐赠衣物８０余件和一批教学器材。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播出“百色项目”后，又有许多人省吃俭用，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
我总以为，扶贫期间为老区人民尽力做事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而他们却回报我很多。他们给予我的是世界上最纯洁的感情，这种感情将会影响和支撑我的一生。
每次家访时，乡亲们总是拿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正在下蛋的鸡或准备卖了换吃饭穿衣钱的山羊，我们无论如何劝阻都是没用的。久了，我们不得不编出许多美丽的谎言以阻止他们“杀生”。
最难忘的是我们离开大楞那天，为了不影响学生上课，我们谁也没通知，可当我们一大早出发时，却发现学生、村民都静静地站在雨中。学生的眼早已哭红，村里的几个老大娘手里拿着竹笋干等山货，流着泪站在那儿。一个大娘拿出绣球，戴到我脖子上握住我的手，却不知该说些什么，我看那绣球上绣着：好人平安，长命百岁。当我们握手告别时，他们却哇地哭出声来……车开动了，身后传来了歌声，是老调新词的《刘三姐》。
哎嘿——什么地方最困难咧？
什么人儿需要帮咧……
什么人来献爱心咧……
什么精神好榜样咧……
我们去了很远，歌声却仍在耳边。
（记录：高金才 付永奇）
第四卷当生命有了支撑
周己楷，男，３９岁
邓州市汲滩镇教办室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６月２日
你刚才看见了，我的左腿不能弯曲，走路靠右腿使劲，高一脚低一脚的，很不方便。
１９９０年春，我在教学第一线干得正卖劲儿时，患了化脓性关节炎，左腿肿得很粗，疼起来难以忍受，后来发展到不能动弹。那时，我才２８岁，本来家庭就不富裕，又遭遇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真是手足无措。因经济困难，治治停停，几年下来欠债两万多元，我心一横，决定不治了。这期间，我被病魔折磨得彻夜难眠，痛苦不堪，被迫离开心爱的工作岗位，回到家里。离开了学生，离开了社会，过着离群索居，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我记不清有多少次绝望过，想对此生作个了断，可望着年迈的双亲，年幼的孩子，辛劳的妻子，又忍不住心酸泪下。家人为了安慰我，给我买来一台收音机，让我消遣，解闷。外面万紫千红的世界与我无缘，我只有把精神寄托在收音机这块小小的方寸之中。
妻子为了这个家，为了我，要忙里忙外，干着比男劳力干的还要重得多的农活。生活太苦了，苦得有时让人觉得没了指望，为此，我们也闹过一些别扭，也吵过嘴。１９９３年冬天，眼看家中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她不得不抛家离子，眼含热泪，踏上了南下打工的路。这时，我的大儿子还不满７岁，小儿子才刚刚会走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