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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元代文人”的心态和精神，终于没有能够在“长期坎坷、痛苦的经历
和环境的压抑”下取得平衡和升华，终至于“将屈原式的执著、陶渊明式的
真诚”一并抛却。
换言之，《元代文人心态》一书向我们展现的，恰是一个真正令人悲哀
莫名的时代人文图卷。诚如该书的结句所说的——元代文人的存在，“体现
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剧性格和无法改变的悲剧命运”。
（1995 年）
《风雪定陵》
明万历庚申年（1620）弃世的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1620）能够在大
明17 位皇帝中脱颖而出，享名后世，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那众多享有盛名
的“天子”，或则革故鼎新，奠立新朝，或则中兴旧政，功丰绩伟，或则戎
马倥偬，拓土辟疆，或则生不逢时，偏安一隅，而是在于他在位期间的“世
无前例”：这位年仅9 岁就登上宝座的童皇帝，居然在他当政的48 年间（1537—1620，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明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成为明朝历史上
怠政最久的皇帝，他竟然从1588 年开始直至去世，30 多年没有走出过紫禁
城一步，而且就连只有不足千米的紫禁城“太和殿”，也懒得去上朝升座应
付故事，而只是在深宫中与太监们时以“掷银为戏”。以致于解剖万历朝的
历史，已经成为后世史学家们探求大明王朝中落之谜的一把锁钥。
然而仅仅如此，朱翊钧的知名度还只能局限于那积尘的故纸堆中，不能
达到如今几乎家喻户晓的境地。实际上，朱氏的暴得巨名远在他告别人间的
338 年以后，这是因为他那历时6 年营造的陵寝，被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打
开了。这个陵寝就是世所共知的“定陵”，如今的人们习称它为“地下宫殿”。
对此，1958 年9 月5 日，中外媒介曾先后给予这个考古事件以崇高的评价，
万历皇帝朱翊钧也由此而在一夜之间名扬海内外。
如今，当游人步入公开展示的定陵保护区，或者手捧陵区介绍图册（如
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的《定陵》或《定陵掇英》等）观览时，心中一定存有
太多的疑问：“当年出土的那三口用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红漆棺椁原物
安在？那三具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的尸体存放何处？那金光闪闪，囊括
了整个中华民族丝织技术和人类纺织技术高峰的几百匹织锦珍品又在哪
里？”
还有来自传闻的消息，当日以郭沫若、茅盾、吴晗等为首的五位专家学
者联名打给政务院的计划报告上，明明白白写的是发掘“长陵”——即明代
永乐皇帝朱棣（1360—1424）的陵墓，怎么打开的却是“定陵”？发掘工作
队成员是如何世无前例地第一次有计划地发掘我国历史上首座帝陵的？为什
么30 年过去了，东西方人士望眼欲穿，然而，我国却“没有一篇有关定陵发
掘的学术性报告问世”？
由杨仕、岳南合作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
开之谜》（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12 月第1 版，正文300 页，大32 开，定价
5。00 元）的公开出版，给我们解开这一系列久久笼罩在心头的迷雾提供了最
好的读本。据该书的“内容提要”的介绍说：
这是一部全景式、多侧面反映新中国以考古手段发掘的第一座帝王墓葬——明定陵
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披露了地下玄宫洞开的经过、帝后棺椁殉葬珍宝的真实情况；再现
了当年的倡导者、发掘者们的音容笑貌、壮志豪情及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坎坷曲折的
人生经历；同时追述了这座浩大皇陵鲜为人知的筑造始末和由此展开的朝野上下、君臣后
妃之间的无情争斗，揭示了大明帝国日暮途穷以至最后沉沦的必然趋势。
作品史料翔实，笔触冷峻，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富有浓郁的思辨色
彩，读来兴味盎然，发人警醒。
《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共15 章，近25 万字，完成于定陵
落成（1590 年）400 周年的时候。该书的写作除了作者对明史的偏好使然外，
完全是因为作者们想通过自己的作品，“让历史告诉未来”（第16 章《结语》）。
因此，这部纪实文学于大量艰苦的采访资料和档案文献的编述之中，在在处
处充溢着历史的哲思和文化的反省，显得分量分外沉重。无论是生前力主发
掘而临终痛苦忏悔的明史专家吴晗（第1 章），还是先是竭力反对开掘然后
又尽瘁于此的史学大师夏鼐（第16 章），无论是年未而立就担纲发掘重任的
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第4 章），还是每次外出田野考古穷得都要申请补
助被子的考古老人白万玉（第14 章）。。他们围绕定陵所发生的真实人生故
事，在作者笔下都具有了时代独特的悲壮色彩。
无需否认，《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一书极强的可读性，同
该书题材所固有的神秘性和传奇性大有关系。作者们在该书各章中，巧妙地
为我们渲染出了“古老幽深的地下玄宫”那连统帅发掘工作的考古大师都乐
于追溯的奇特背景和神奇隐秘，从而吸引着读者们寻根究底的好奇心和追源
溯本的注意力。此外，作者们较为扎实的明史知识积累和古今穿插式的叙述
手法，也为本书的内容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当我们依次读到第4 章《追踪玄
宫之谜》、第5 章《皇陵中的爱情》、第6 章《金刚墙》和第7 章《玄宫轰
然洞开》等部分内容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为作者们精彩巧妙的文字而击节
称叹。
更为难得的是，这部纪实作品出版时的跋文，是由该书成书时，已经由
“三十多年前的毛头小子”一变而为“齿摇摇，发苍苍，垂垂老矣”的作品
主要角色赵其昌先生亲自执笔写作的。当这位28 岁就担纲定陵考古重任、几
乎一生精力和事业为这座帝陵所困的老人，在题为《往事如烟》的长跋行将
结束的时候，因无意中听到了收音机里传出的北京天气预报中“。。风力二
三级，北部山区有小雨雪”的讯息，而写下“明天，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年青的考古队又该出发了，一点小雨雪挡不住他们的去路”这一段话时，心
中该有多少的感慨呵。
日前在书店得到由北京新世纪出版社作为《中国文化史探秘丛书》之一
出版的《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一书，发现它已经是经作者们两
度增订过的本子了。该版正文为20 章，字数增加到33。6 万，封面用亚光纸
印刷，开本未变，仍为大32 开，定价可已是当年初版的三倍多了。此版在封
底上印有“台湾《中国时报》‘十大好书排行榜’上榜之作”一行字，想来
指的还是作者在1996 年12 月于北京花园村三稿前的版本所获得的荣誉吧！
新版本所用8 面16 幅彩色和黑白图片，精美清晰，惟正文间有误字，读
来易致疑惑。但有心人若将此两种版本细细对勘，显然其收获将不仅仅是在
写作方式上的。
（1996 年10 月 24 日初稿，1997 年5 月 7 日夜改定）
《天问》
假如说华裔美籍学者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讲述的是明代
历史在万历年间的“失败的总记录”（语出该书第7 章）的话，那么，台湾
作家林佩芬女士在三卷本的《天问——明末春秋》（文汇出版社1996 年3
月版）里叙述的，则完全是明代历史在崇祯的17 年间的“可悲的大结局”了。
这是因为，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这部史著中所提出的若干重要
问题，诸如何以一个由建州酋长努尔哈赤非法“开拓疆土”、大肆“吞并附
近部落”所引发的严重的国防问题，竟会引起万历朝“内外文官的不睦”而
不了了之（第4 章）？何以一个“部落水平低下”的民族，竟能在短短的几
十年间迅速崛起，成功地攫取一个幅员辽阔的赫赫王朝而代之（第6
章）？。。林女士均用文学的语言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对之作出了翔实的描
述和明确的交待。
林佩芬女士在120 万字的《天问》一书中，所着力探索的，是在满清取
代朱明王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心态行为以及人际关
系的纠结，藉以揭示明清之交的社会面貌和非常时期中人性的搏击。正是作
者笔下的这些人物，站在各自的位置立场，依着各自的禀赋教养，为了各自
的人生目标，用各自的生命和智慧，演绎着一个血泪交加、悲欢互结的“明
末春秋”。
因此，作者以“一个明朝末代皇帝的血泪故事”为主线，用“关联”手
法，让在“明末春秋”这一历史大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陆续登场的
做法，甚是高明和巧妙。如作品以崇祯皇帝裁废全国驿站的事件，推出因此
而失业以致于“濒临死亡的边缘”的李自成，以崇祯皇帝览奏震怒而引出“横
戈原不为封侯”的袁崇焕，以朝臣对袁氏被囚一事的立场衍申出“复社”领
袖张溥的作为。。而一旦让人物出场露面之后，作者则决不吝惜笔墨，总是
在恰当之处予以尽情的描绘，务使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明和情景毕现，以求给
读者留下深刻之印象。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林女士所追求的以多重线索的人物组合，来多层面
地立体反映时代背景和事件发展的做法。除了崇祯皇帝的宫廷生活始末这一
主要线索之外，作品还穿插着明廷重臣争权夺利的辅线，“民反军”屡败屡
兴的辅线，“复社”人物弄潮作浪的辅线，皇太极运筹帷幄的辅线。。这些
线索在作家笔下，无不有条不紊地随着情势的发展而变化。而其间作者在每
个单元的篇末和篇首所采取的“场景呼应”笔法，往往在起承转合之中，有
比较、有对应地反映出特定人物的特定行为，从而衬托出有关角色心情处境
的此优彼劣，乃至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而曾几何时威势显赫的大
明王朝，也就在这样的优劣消长中日衰一日，走向末路。犹如作家在书中所
说的：“。。真正的受害者却是连崇祯皇帝都不足以代表的整个的大明朝”，
“因此，不独是皇宫中充满了哭声，整个大明朝都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中充满
了哭声”。（第9 章）
但相形之下，末代忠勇之臣如袁崇焕、孙承宗、曹文诏、卢象升等“知
其不可为而为之”、“尽其在我”的传统儒学精神和灿烂的个人品质，则在
朝野内外的阵阵悲啼中得到了极大的升华和弘扬。这是因为虽然“时代已走
到末日了”，但这些人物的生命中，却“仍然在发散着一份属于他个人的光
辉”（第20 章）。总起来说，在《天问》全书的谋篇布局方面，作者巧妙的
构思和高明的情节设计大抵是成功的。
除了人物线索的组合和场景情节的设计以外，林女士还凭借对史料和史
实的熟谙，大胆引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分析手法，以深入历史人物内心隐
秘空间。她对上述悲剧英雄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困惑的诠释，可以说既是现代
的，又是古典的。因为，追求“当人的生命和形象消失了之后，所留下的无
形的影响力”（《后记》）这种英雄观，同对“生灵何辜”的大悲悯和大同
情，既是折磨过孙承宗、祖大寿等忠臣烈士的天大疑问，也是萦回在作者脑
中的理性思考：
是华夷之别重，还是百姓性命重？是主将的名节重，还是生灵重？是城池谁为主重，
还是人命关天重？
（第5 章）
究竟是汉人和非汉人的差别重要呢，还是好皇帝和坏皇帝的差别重要？
（第8 章）
显然，作者对这些人物心理活动的描述和阐释，平添了该书的理性力量。
当然，该书作者也还存在着滥用心理分析之处。如对梁廷栋、谢尚政辈蓄意
陷害袁崇焕（第6 章）和吴昌时、曹化淳辈阴谋整肃薛国观的心态（第21
章）的描述，以及对崇祯皇帝本人的心理剖析，由于作者并没有充分结合当
时“形格势禁”的衰朽政治制度和微妙军事背景来分析，而仅仅从权力的得
失、职位的高下、先天禀赋的优劣和个人品质的好坏之处着眼，读来尚感缺
乏足够的说服力，而且在笔法上也欠些变化。因为仅仅通过作者笔下的内容，
还不足以让后人明解偌大的一个朝廷，何以会陷入当年那内外夹击、万劫不
复的狼狈境地。
《天问》作者的语言修养是颇为出色的，仅从作者对该书24 章章名的刻
意锻炼上，就可以见其艺术经营的匠心。此外，该书作者对于明末人物“晓
风残月”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风貌的刻画也颇多传神之处，惟相形之下，作
者对于“金戈铁马”式的各种野战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