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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予追究，结果是日人和汪伪报界的主要分子“全部逃脱”。而当此非常时
期，华人所办的中文报却“不能像英文报一样的迅速发出号外”，以及时报
道战时动态，从而反映出在殖民地上华人新闻权的被制；在社会管理方面，
战事突起，港英当局又不敢正视衣食于此土的华人的觉悟和力量，未能号召
“全港中国民众，制止敌伪的阴谋”，而是“怕民众甚于敌人”，直至在1941
年12 月25 日使得本该“全港狂欢”的节日，不幸成为了香港正式陷于日寇
的黑色“圣诞日”。
至于书中所记战时民众之困苦，烂仔抢掠之无情，渡海外逃之艰难，日寇占
领之猖狂，也都历历如映，使读者于半个世纪以后的今日，犹能体会到当年
香港民众那苦难惶恐的一幕。所以，萨空了先生在日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节
中激愤地写道：“——我相信我一定会在短期内再看到太平山，并且太平山
顶飘扬的旗帜，将不再是代表任何帝国主义的旗帜，而是代表民主、自由的
旗帜。”
《香港报业杂谈》
我们在读《香港沦陷日记》的过程中，最不能忘怀的是，当“太平洋战
争”的战火已经延烧到九龙、香港两岛时，萨空了仍在与梁漱溟先生等进步
报人一起设想着以自己的《光明报》，联同范长江主持的《华商报》、徐铸
成主持的《大公报》等“已停各报”为基础，积极筹划出版战时“联合版”，
旨在使之成为“各方团结共御侵略的象征”，其奔走之劳，努力之忱，令人
对那一代进步报人的爱国情怀和敬业精神，肃然起崇仰之情。
但我们对当时的《国民日报》何以于此事持迁延态度，《华侨日报》何
以立场暧昧莫明，乃至在日寇占领香港后，《南华日报》等何以即能“复刊”
等种种背景，往往不甚了然。所幸香港资深报人李家园先生为《星岛晚报》
所开设的“香港杂谈”专栏中有关报人报事的部分已结集为《香港报业杂谈》
（香港三联书店1989 年版）一书，可以作为我们了解这个时期有关各报背景
的指南，进而则可以视若知晓香港报业发展史的基础读物。
《香港报业杂谈》是作为三联书店组织编辑的《古今香港系列》丛书中
的一种出版的，丛书主编梁涛先生在该书“前言”中指出：
《香港报业杂谈》从香港第一份中文月刊《遐迩贯珍》及中文报纸《中外新报》谈
起，直到全港第一份彩色报纸《天天日报》，其中作为重点介绍的，不下40 余份。尽管
它们出版的年代背景不同，办报宗旨、印刷技术等亦各有异，然而在香港报业史上，均曾
产生过一定影响。本书内容除了报纸沿革、报史事件、报人传记之外，还专门辟了一章，
介绍战前战后香港新闻教育的状况。至于部分报章未被提及，原因是作者鉴于国内出版的
同类书中已有论述，为免重复，只好割爱而已。
我们通过本书中有关篇章的阅读，可知《国民日报》是“真正由国民党
中央党部出资在香港开办的报纸”，虽也以“辟邪说，增益民智，团结人心，
以求抗战之成功”为宗旨（《国民党在香港办的报纸》），但其思路行事终
与民营各报不同；而《华侨日报》以该报性质所限，始终以维持报业为生存
准则，这样在大是大非面前，便自有其功利的立场（《〈华侨日报〉二三事》），
至于《南华日报》，作为汪精卫系统的政治色彩洋溢的报纸，久已是在港爱
国人士唾骂的对象。如此等等，令人大开历史的眼廓和视界。
《香港报业杂谈》发掘和保存香港报业史料之功厥大。如辩证“香港第
一家中文报纸”是1858 年出版的《中外新报》，但其创办者不只是外界盛传
的伍廷芳，还有“以年龄、学历、经历而言”均胜伍氏的黄胜（1828—1902）。
据作者说，黄氏至港读书时，年仅15 岁，“其时香港割让与英国仅一年，可
以说，黄胜是香港开埠最初期的华人。我们读《黄胜平甫公简史》，有如读
了一篇‘香港开埠七十余年简史’”。
《香港的新闻教育》，为本书画龙点睛之文。我们通过这篇长文，可知
今年恰值香港始办新闻教育事业的70 周年。整整70 年前，生于广东的安徽
籍作家黄天石（笔名杰克，1898—1983 年，在“鸳鸯蝴蝶派”文坛上，与张
恨水先生有“北张南黄”之称），在香港创办了“香港新闻学社”（中国新
闻学院），是为香港第一家新闻教育机构，也即系香港举办新闻教育之始，
尽管到1931 年办过两届后即告中辍。
此后有“生活新闻学院”（1936 年成立）、“中国新闻学院”（1939
年成立）绍续前武。至1949 年以后，随着大陆迁港人士的激增，香港教育司
在1951 年开办了“高级汉文夜学院”（后改名为“官立文商专科学校”），
设置新闻科；1956 年，文化大学成立“联合书院新闻学系”；1965 年，香港
中文大学建立新闻传播系，成为公立大学从事新闻教育活动之始，对于“香
港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功劳不小”。而私立学院中，浸会大学于1968 年开
办的传播系和1971 年树仁学院的新闻系，也是桃李满于天下。
因此，读李家园先生的《香港的新闻教育》一篇，令人体会文化人才的
自由流动、新闻教育事业的前仆后继，与香港报业文化发达之密切关系。
（1997年6月 14日）
《香港文坛剪影》
90 年代初，柳苏发表了一篇题目中带有极大训导口吻的文章《你一定要
看董桥》，在内地引起对香港作家董桥的广泛关注。完全可以这样说，从《乡
愁的理念》、《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等10 余万字的小集，到
数十万字的《董桥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和《董桥文录》（四川文
艺出版社出版）的畅销，六七年来，大陆读者的阅读时尚，几乎就是跟着柳
苏这篇文章的导向走着的，尽管大陆的读书人在此前，久已服膺于董桥在《藏
书家的心事》中那段关于“书与人”的妙喻。这固然是因为董桥其人其文本
身具有的可读性，没有让读者失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难以忘怀柳苏推介
作家的妙笔。
其实柳苏所推荐的香港作家，并不仅仅是一个董桥。他的一部13 万字的
《香港文坛剪影》（北京三联书店1995 年2 月版），谈及的有内涵有个性的
香港作家正多着呢。我们打开这部列入《读书文丛》之一出版的书，可以看
到老辈作家如“留下的著作在四千万字以上”的曹聚仁，柳苏对其晚年的生
活和思想就颇多揭载，并据其驳杂斑斓的人生走向，将之概括为是“一个在
国门之外的自由主义者”（《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另如在身后，“留
下了大量的遗稿有待于整理出版”的叶灵凤，柳苏先后为之做过三篇文章，
从其早年的经历、晚年的写作成绩乃至身后的情况等方面进行了介绍，最后
得出结论，一介书生的叶氏是“为书籍的一生”；“半个世纪的生涯，就是
不断写书，不断买书，不断读书。如果在他的生命中把书删除，那剩下的东
西就没有多少了”。（《凤兮凤兮叶灵凤》）
此外，柳苏在书中还谈到了“名字总是和香港新文学联系在一起”，但
却少为大陆和香港两地文坛注重的侣伦（1911—1988），柳苏在文章中评价
他是“香港文坛拓荒人”，是“香港从‘沙漠’逐渐成为‘绿洲’全过程惟
一的见证人”；介绍了“一生著书60 多本，三分之二是到香港以后写作出版
的”徐讦（1908—1980），既是“几乎每一篇都有着不同的新手法”的作家，
又是无愧于“坚强的文艺工作者”的称号的刘以鬯，“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
人”小思等。
至于为大陆读者广泛知晓的唐人、林燕妮、钟晓阳、夏果、张千帆、唐
泽霖等，只要柳苏认为其对香港文坛自有贡献，便会落笔下墨地挥洒一番。
所喜作者熟谙港界作家和文坛掌故，思想活跃，笔调活泼，读来有书斋快谈
之感。
柳苏在本书中的“后记”《香港的文学和消费文学》，是一篇不能予以
忽视的文艺散论。他指出：
对待文学，态度应该是严肃的，尽管形式可以轻松，“玩”文学就不好。文艺是女
神，不宜褒渎，也不必因尊敬而过分紧张，对“严肃文学”固然不必害怕，对“消费文学”
也不必害怕。都不怕并不是把它们等同，这里当然有层次之分，有优劣之分，高层次的极
劣未必胜于低层次的极优。层次不同，并皆佳妙。不轻通俗敬严肃，这样行不行？好不好？
我敬严肃，因为严肃不易，不管结果是不是精致，总是不易。只要不是故作严肃状
就可敬。
不轻通俗，因为通俗尽管比严肃要轻易，但更能普及众生。通俗而能精致，并不一
定比严肃的精致更容易达到。
这是一段极有见地的话，胜过文艺界不少探讨“严肃文学”与“通俗文
学”的论文多多矣。有此见识，故能得心应手，他随笔“剪”存的在香港文
坛上活动过或活动着的作家之“影”，产生着窥影知人的艺术效果。
（1997年6月 16日）
《香港文学史》
“香港，长时期被人认为只是‘沙漠’，没有文学，更不用说是香港文
学的研究。其实，文学是有的，新文学也早有了。倒是香港文学的研究才真
是直到近十年才有，要说香港新文学史，小思就是拓荒人。”这是柳苏在一
篇写小思的文章中的话。他认为小思的《香港文纵》（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
司1987 年版），“写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就是第一本这样的书”（《香
港文坛剪影·无人不道小思贤》）。而一部《香港的忧郁》，搜罗自闻一多、
楼适夷到徐迟等作家笔下的1925 年到1941 年的香港，其劳绩就非寻常作品
可比，可惜我还未觅得。
实际上，在学术上称誉小思是“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实在是当之
无愧的。她以题为《中国作家在香港的文艺活动》的论文，申请香港大学的
文学硕士学位时，尚在1981 年。这比曾经连续出版多部有关香港文学著述的
内地中山大学王剑丛先生“对香港文学产生了兴趣”的1985 年，还要早上四
年（王剑丛《香港文学史·后记》）。
但在不长的12 年间，王剑丛先生的成就是斐然的。他在香港文学方面的
最早的一个成果，大概要数《香港作家传略》的编写了。《香港作家传略》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7 月第1 版，小32 开，249 页）共收录出版过两
部文学作品以上的香港作家135 人，可能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收集香港作家传
略的图书，可惜初版仅印行1290 册，有精平装两种。多年后，作者在《香港
文学史·后记》中回忆道：“1985 年开始，对香港文学产生了兴趣。为了摸
清香港有哪些作家、哪些作品？创作状况如何？我作了艰苦的资料搜集工
作，编写了《香港作家传略》。”
王剑丛先生在香港文学方面的第二部著述，是与北京大学汪景寿教授一
起编著的《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述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 年10 月版，大
32 开精装，498 页）。这是一部十分有用的学术资料书，内容涉及“香港文
学研究的历史回顾”、“早期香港文学之研究”、“南迁香港作者之研究”、
“本土作家之研究”、“通俗文学之研究”、“香港文学总体性之研究”和
“今后研究路向漫议”，并附有《香港文学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共13 页）。
可惜这两部书的发行量奇少，前者精平两本初版共1290 册，后者为500 册（精
装本）。黄修己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有一段话评介到王氏：“。。比较起来，
我们对香港文学的研究，又弱于台湾文学，这方面的研究者寥寥无几。难得
中山大学中文系王剑丛副教授已将目光集中于这一领域。。。内地像他这样
熟悉香港文学者，为数不多。”这应当是确实的话。
假如说小思是“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那么，我们称王剑丛为“香
港文学史的集成者”当不为过。在王剑丛先生这部《香港文学史》（百花洲
文艺出版社1995 年11 月版，大32 开平装，418 页）问世以前，探讨香港文
学史的著述，如常青的《香港文学简史》，写了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30 年的文学史；黄维梁的《香港文学初探》（香港汉文化事业公司1985
年出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 年出版），分为通论、诗论、散文论、小说
论、文学批评论、杂论等六辑，虽然探讨不够全面，但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