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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献珍一系列的议论,有的是骂我,有的是对着毛主席的。你们火力要猛,算总帐,时间不受限制,豁出它一年半载的,
决不能姑息,这是捍卫毛主席的问题。我估计把这张王牌亮出去,杨献珍就会山崩解,众叛亲离。”康生吸了口烟,想
了一下,又阴森森地说:“我把底都告诉你吧!彭德怀都罢了,杨献珍的党校之‘王’,也当不成了。他的什么生活朴
素,工作勤恳,不摆架子,那是伪装的。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这个假面具要揭开。”
一听到这些机密,这位心腹更是受宠若惊。“康老,请放心,我一定按你的指示去做。”他回中央党校后,不分昼
夜地网罗力量,招兵买马。不久,便把队伍组织起来了。
康生仍然不大放心。一天,他把这支队伍召集在一起,作了上阵前的动员:“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或者是旗
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一边,或者是紧跟杨献珍走,前者是一条光明的路,后者是条死路。在这场捍卫毛主席的斗争中,
希望多个人,都要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天上午,中央党校会议室里正在开会,气氛紧张而沉闷。杨献珍已经作了几次析查,仍然没有指望过关。作批判
发言的人,火力正越来越猛。一顶又一顶的大帽子,飞在他头上。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现了,为什么杨献珍的问题,老也没有个完。一天,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康生说:“杨
献珍析查了几次,我看可以了。”“我看还早得很哩!”康生不以为然地对答道。
就这样,一直批斗了八个月之久,直至最后逼使杨献珍写了“向党低头认罪书”,才算收场。
第十二章康江合污
一九六O 年,中国的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的局面,被吹破了天的“三面红旗”,不但没有给国家带来繁荣,反而造成
了危机。
康生的神话般的《狂想曲》唱不出了。但他并没有失业。他是一专多能的。除去玩弄权术,投机钻营,他对古画、
书法、石和旧戏,虽称不上专家,也有个半瓶醋的。凭着他的身份、地位和权势,有这半瓶醋,也足以大显一番神通。
这年冬天,在全国人民正受饥挨饿之际,康生感到闲得无聊。一天,他把京剧界的负责人找到公馆来,十分热情地
让服务员给奉上一杯龙井茶,这位京剧界负责人,用一种迷惑不解的眼光望着康生,他无法摸透这位以整人出名的中央
大员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我找你来,没有别的事”,康生面带笑容说:“只是谈谈京剧的剧目问题。”京剧界负责人虔诚地听着康生的指
示。“京剧中的花旦戏实在太少了,为什么胆子那么小,就不敢演花戏呢?我不理解。今后应该多演些花旦戏才好。”
这位京剧界负责人听了这番话后心里想,不让多演花旦戏,审中央明文规定的,此事别人或许不知情,你康生是主管意
识形态的中央领导人,政策是你们定的,怎么还说这样的话。但他不露声色,只是问了一句:“允许演花旦戏吗?”
“有什么不能演的,谁不让你们演了?”康生既带有质问的口气,又满不在乎地说:“比方,花田八错,就可以演嘛。
现在有些赏是不是胆子小,不敢照原样演,你们大胆演吧,我去看,不要怕,有我给你们撑腰。”
隔了不久,果然上演《花田八错》了。康生不顾严寒的冬天,兴致勃勃地前去观看。京剧界负责人早已恭候在剧场
门口。他把康生迎到休息室,坐了一会,然后又还引康生来到后台。“你们放手演好了。过去怎么演,现在还怎么演,
要演全本的。”康生对已化好妆的演员们说:“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将来有什么问题,有人找你们的麻烦,你们告诉
他,是康生让演的。”演员们一方面对康生的话感到敬佩,一方面也有点惊愕。
戏开演的时候,康生坐在首长席,兴奋地边看边议论,这个动作应该怎样更好,那个唱腔应该怎样更美。
一时间,舞台上光陆离,花样百出,《大劈棺》、《访棉花》、《马寡妇开店》等禁戏,都粉墨登场。康生是每场
必到,每次他又都鼓励演员:“照原样演,你们怕什么,出了总是我替你们顶着。”
一九六一年,元旦刚过,康生在北京呆腻了,还上一行人,乘着专车,浩浩荡荡地周洲各地去了。四季如春的云南,
是他何此行的头一站。
康生一到昆明,便在地方首脑的陪同下,看了龙门,游了滇池。一天的奔波,他感到很疲倦,回到宾馆就一头扎进
客厅,仰靠在沙发上。客厅豪华而宽敞,落地的大玻璃窗,面对着远处的滇池,湖光山色,水波粼粼,帆影飘飘。“康
老!”一位随从人员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递给他一个剧目单。他从中点了《辛安驿》、《十八扯》、《宝蟾送酒》三
剧。
傍晚,夜幕降临后,康生的车队穿过万家灯火的繁华大街,在剧场门口停了下来。康生精神抖擞地走下车,进了休
息室。“都是仓促上阵,未必演得好,”文化部门负责人,小心拘谨地向康生汇报……“望康老加以指示!”
“你们只要放开手脚演,就会演得好!”康生说:“你们这些头头们,不要横加干涉,让演员大胆放手演就行了!”
这时,正是七点半刚过,剧场内的灯光已经暗了下来,准备拉幕,只见康生带着一行人,从旁门进来,穿场而过。
灯光骤然大亮,康生昂首阔步鼓着掌。场内的全体观众,也都起立鼓着掌。康生走到正中座位时,向楼上楼下的人们,
点头微笑,挥身示意。
他一边番戏,一边津津乐道、眉飞色舞地讲着《十八扯》。这天,中国京剧院出国演出归来的演员,路过昆明,也
在剧场看戏。这几出戏的上演,使他们感到惊讶,这些被禁的剧目,怎么居然在中央首长面前演出呢?是谁这么大胆?
但当他们看到康生在谈笑风生地评论时,便明白了:这是康生点的戏。可是,他们不免又产生一个疑问:康生那么左,
怎么会点这种戏,这同他的身份地位相称吗?“这让人太费解了”,有人小声议论着。
后来,康生又来到成都。他一抵,立刻把省文化部门负责人叫到宾馆,“你们演演《柴市节》、《战绵灯》、《十
八扯》吧!”文化部门负责人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但又不敢多问,只好立刻突击排练。一天晚上,文化部门负责人
亲自到宾馆把康生接到剧院,他兴致勃勃地看着戏,议论着。戏一散,他走进后台,吩咐说:“你们不要到北京去泞,
如果要去的话,必须注意一条:不要把川剧的特点给抹掉了。”
三月,康生由四川来到上海。他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后,又亲自点了《十八扯》和昆曲《八阳》两个剧目。看过之
后,他还略有不满地对演员说:“你们扯得不好,不如云南扯得好!”
三月下旬,康生回北京了。这时,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正在举行。一天,在紫光阁召开戏曲编导人员大会。康生以
中央领导人和戏剧权威的身份起来发表讲话。
他说:“你们思想应该解放一些,有些过去不能演的戏,我看都可以深。比方《花田八错》、《辛安驿》、《盗魂
铃》、《十八扯》、《宝蟾送酒》等,可以上演嘛!怕什么!不要怕嘛!《宝蟾送酒》是一出好戏,无论如何,不能让
它失传了。”他让某某人教妓女戏《脂脂虎》,某某人学川剧《柴市节》、《战绵竹》,某某人把河北梆子《红梅阁》
搞一搞,“剧目搞得宽一点,不要太窄了。”
他越说越起劲,越兴奋:“我给你们讲一个山东人吹牛的故事。一个山东人向一个陕西人吹牛说:”我们山东有一
山、一水、一秀才,都是天下第一,谁也无法跟它比。‘陕西人问他:“你们有什么山?’山东人说:”是泰山,你没
听说:登泰山而小天下吗?‘陕西人说:“你读过唐诗没有?诗里说:是应天在外,不与众山齐。——这就是泳华山的。
证明我们的华日比你们泰山高。’这个牛吹垮了。陕西人又问:”你们有什么水?‘山东人说:“东海呀!’陕西人说
:”你读过李白的诗没有?李白有一首诗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回还。——你们东海的水,还是我们黄河的
水流去的。‘这个牛又吹垮了。陕西人再问:“你们的秀才是指的谁呢?’山东人说:”孔圣人啊。‘陕西人说:“你
读过孔子的书没有?孔子说:文王吾师——可见你们的孔圣人,还是我们陕西人的学生呢!’这个牛又吹垮了。这是十
八扯。”接着他夸下海口说:“如果你们上演这些戏,有谁找你们的岔子,你们就说让他来找我好了,我作你们的后台。”
康生的这番话,一传出去,顷刻哗然。戏曲界十分惊奇,都不相信这是康生讲的话。他怎么会鼓动演鬼戏和色情戏
呢?但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戏曲界不由地担心起来。不听他的话吧,不行,他是代表中央文教小组讲话的,正笈戏曲
界;听他的话吧,他可是出尔反尔的。前边说的话,一转身,便可以赖账,嫁祸到别人头上。真是进退谁谷两头难。最
后仍不得不执行。于是《打樱桃》、《资魂铃》、《一两漆》、《胡迪骂闫》、《打砂锅》、《浣花溪》、《双摇令》、
《顶花砖》、《十八扯》、《翠屏山》、《大五花洞》、《花田八错》、《虹霓关》、《七侠五义》、《荷珠配》、《
战宛城》、《打佗上坟》等剧目,纷纷重返舞台。
到了一九六一年十月,康生突然对昆曲《李慧娘》发生了兴趣。这出戏,是他那有手足之情的好友孟超改写的剧本。
他们的交情,有着一段温长的历史。早在一九二四年,康生就和陵园超一起由山东去的上海。他们虽是同窗好友,
打了法个多世纪的交道,但孟超并不真正了解康生。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恰恰是康生的一句话,致使孟超被捕入狱。
陵园超在临死前夕,才醒悟到这一点。
“可惜太晚了!”他仰天长叹:“落在这样一个诡计多端,心毒手狠,卖友求荣的人手里,不会有什么指望了。”
他他不平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治国无能,乱世有方的人,总是官运享通,成为命运中的“佼佼”者。
其实,孟超改编《李慧娘》,是在康生的一再鼓励和动员下才着手的。改编过程中,孟超又经常去找康生商量。剧
本脱稿之后,还差给康生过目。康生十分认真地逐字逐句帮着修改,并对这件在他指示下完成的大事,感到十分满意。
《李慧娘》正式采排的时候,康生更是不寻常的热心,以致可以放下中央领导的架子,多次到导师场观摩指导。这
剧本里,毕竟也有他的一份心血啊,他怎能不关心呢!采排一散场,他在剧场休息室,把主要演员请来,满脸笑容地和
他们扬,“你们辛苦了,演得很出色。”他拍着演员们的肩膀,关怀备至地向他们问寒问暖。
“康生老有什么指示?”剧团负责人请示。“这个剧很好,剧本我看过,也出过主意。”他沉吟了一下,“美中不
足之处,李慧娘载的蓝色鬼穰子,不如改成红色的鬼穗子更好。剧本里有个别的词,还可以精益求精,比方,把‘美哉!
少年!’叠句的后一句改为‘壮哉!少年!’”。
正式上演这天,康生又和一些京剧爱好者,专程来到剧场捧场。他一边看,一边频频点着头,还不时用手打拍子,
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看完戏,回到住处,他趁着余兴,立刻挥笔给挥孟超写了一封信,热情鼓励说:“祝贺该剧演出成功!”除了全面
肯定《李慧娘》的编导、音乐、表演之外,他还赞扬这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这回你算做了一件大好事。”不
久,他又下令:“北方昆曲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这一切,孟超本人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编一个剧,能懂得康生亲自修改、观摩、鼓励、表扬,这太罕见了。他记得,
有多少大人物,想求见他一面,都未能如愿。如今,他这样一个既没担任什么重要职务又未掌握大权的文人,竟受到这
样的礼遇,确是一件不寻常的事。然而,他哪又知道,正是这件大好事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的一块落井之石。
一九六二年春,康生仍在当他的“逍遥王”。有一天,他突然听说江青去了杭州休养。“太好了!”康生心中暗喜。
虽然他同江青是老柏识,但在北京耳目众多,中南海又戒备森严,进出不便,两人之间少有机会叙谈。反正在北京也闲
着无事,除了偶尔有点外事活动,呆得实在太乏味了。于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