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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袖们则设法求助于斯巴达人。凡是想要改变政府的人就会求助于外国。
而我们还看到，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超级大邦也是积极干预各国的内政，而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对自己国家实行的政体的道德信念，不如说主要是出自于赤裸裸的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即他们并不是为了他们所支持的城邦人们的利益和愿望而这样做，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这样做。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是为了加强自身及联盟的力量。
这些内乱还不仅是戕害生命，它还是对底线伦理或者说基本道德的侵犯（修昔底德称之为“人类的普遍法则”）。正是这种侵犯会使对生命的戕害持续不断。如果规则尚未破坏，仅仅是出于自卫（哪怕是先发制人的自卫）而杀人，那么，一次杀戮可能就只是一次杀戮，或者，杀戮迟早会受到评判和追究，但如果规则被破坏了，甚至正邪观念完全被倒置过来了，那么杀戮就将持续不断，甚至成为一种光荣。在修昔底德的笔下，我们看到，在科西拉等城邦的革命引起了连锁反应，而在暴力手段上则是变本加厉。在那些革命发生较迟的地方，因为知道了别处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引起许多热忱的新暴行，表现于夺取政权方法上的处心积虑和前所未闻的残酷报复上。为了适合事物的改变，常用辞句的意义也改变了。过去被看做是
“侵略”的行为，现在被看做是党派对于它的成员所要求的“勇敢”；明智的“远见”被看做是“懦夫”的别名；“中庸”则只是“软弱”的外衣；凡是主张激烈的人总是被信任；凡是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阴谋也成了智慧的表现。总之，先发制人，无论是制恶还是制善，都同样地受到鼓励。家族关系不如党派关系强固，因为党人更愿意为着任何理由趋于极端而不辞。这些党派组织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现行法律的利益，而是推翻现行制度以夺取政权；这些党派的成员彼此信任，不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宗教团体的教友关系，而是因为他们是犯罪和流血的伙伴。至于抱着温和观点的公民受到两个极端党派的摧残，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斗争，就是因为嫉妒他们可能逃脱灾难而生存下去。
修昔底德指出，结果，这些内乱和革命使整个希腊世界的品性普遍地堕落了。互相敌对的情绪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每一方面都以猜疑的态度对待对方。没有哪个保证是可以信赖的，没有哪个誓言是人们不敢破坏的；人人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希望得到一个永久的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对于别人不能信任，只尽自己的力量以免受到别人的伤害。而通常那些最没有智慧的人，这时却表现得最有生存的力量，因为他们害怕在辩论中失败，或者在阴谋诡计中为机警的敌人所战胜，他们大胆地直接开始行动；而他们的敌人过于相信自己能够预料事务的发生，认为没有必要来以暴力夺取那些他们能够利用政策获得的东西，因而更易于被杀害。破坏法律和秩序最早的例子发生于科西拉。在那里，有过去被傲慢地压迫而不是被贤慧地统治的人，一旦胜利了的时候，就实行报复；有那些特别为灾难所迫，希望避免他们惯常的贫困而贪求邻人财产的人所采取的邪恶决议；有野蛮而残酷无情的行动，人们参加这种行动不是为着图利，而是因为不可抑制的强烈情感驱使他们参加互相残杀的斗争。
修昔底德分析了产生这些罪恶的原因。他认为，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是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许多城邦的党派领袖虽然冒充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是事实上是为着他们自己谋得利益。而一旦党派斗争爆发的时候，激烈的疯狂情绪发生作用，这也是原因之一。最深的原因植根于人性。在修昔底德看来，就是在有法律的地方，人性也总是易于犯法的。但是，在和平与繁荣的时候，城邦和个人较容易遵守比较道德的标准，因为他们没有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去做那些他们不愿意去做的事。而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战争使他们不易得到日常的需要，因此使大多数人的心志降低到他们实际环境的水平之下。人性傲慢地现出它的本色，成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义的支配，敌视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这种嫉妒使人们重视复仇而轻视宗教，重视利益而轻视正义。在对他人复仇的时候，人们开始预先取消那些人类的普遍法则——而这些法则本来是使所有受痛苦的人有得救的希望的。因此之故，修昔底德对未来也不是太乐观，他倾向于认为，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种灾祸现在发生了，将来永远也会发生的，尽管残酷的程度有所不同〔23〕。
总之，雅典在这场战争中战败了。虽然后来还有一些英勇的试图复兴的努力，但雅典还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精神逐渐凝结为历史，而这也可以说是整个希腊世界的衰落，是希腊人所无比珍视的城邦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衰落，甚至还可以说是人类精神和道德的一次滑入波谷，是人性旋律的一次趋于低沉。当然，在这些衰败的景象之下，还是保留了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种子，还是会有新的东西生长。人类有把握说，它还能达到新的辉煌。事实上我们后来也见到了这一点，但那已经是另一种辉煌。
注释：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91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不难注意到，在这些璀璨的群星中，前期最突出的是如梭伦、克利斯梯尼、伯里克利等政治家，而后期最突出的是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哲学的猫头鹰确实往往在黄昏才起飞，哲人的角色往往是解释、反省、沉思，有时也包括哀悼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3〕这有些类似于美国立国后一二百年间所经历的一场“静悄悄的社会革命”。如戈登·伍德所言，美国在其立国之初，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观念还在相当程度上是推崇贵族和身份等级制的，但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社会却转向了一种平等的大众民主。见《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例如梭伦改革的在当时穷人要求平分土地和富人想不损害自己利益两者间寻求中道：他废除所有债务、解放债务奴隶并禁止以后再有类似的出卖人身的契约，但并不平分土地；在政治上他给予所有自由公民以选举权，但却只有那些财富达到一定标准的人有被选举权。他在自己的诗中写到，“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我卫护两方，进退维谷”，“在他们的武装对垒群中，立起了一根分隔两方的柱子”，“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等等。而这种“中道”相对于错误的极端来说，又是一种“直道”或“正道”：“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详见《雅典政制》、《古希腊罗马名人传》等书。
〔5〕
当然，这并不是说，出身贵族者赞成民主都是出于公心，或都有很高的德性，而毋宁说动机常常是混合的。如克利斯梯尼制定民主宪法有可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家族的利益，伯里克利支持民主也有和当时站在贵族立场的政敌抗衡以使自己在政治上崛起的考虑。但贵族总还是更多地受到传统道德和荣誉感的制约，如出身贵族的阿里斯梯德与出身穷困的地米斯托克利的政争，前者就表现得更有荣誉感和责任心，在城邦危急时能主动捐弃前嫌，而后者虽然富有才华和极佳的直觉判断力，却不那么讲究手段。
〔6〕 基托：《希腊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7〕
如果说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演有溢美之嫌，那么，作为其敌人的科林斯人对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比较当更能说明问题。其中赞扬了雅典人的勇敢、革新和进取精神，说雅典是远为近代化的国家。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0～5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8〕 基托：《希腊人》，第144页。
〔9〕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页写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希腊城邦之间，“在领土的扩充中，没有陆地上的战争，只有边疆上的小冲突，没有派遣陆地上的远征军离开本国去征服别的国家。没有小国在强国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同盟，也没有小国自己在平等的基础上组织共同行动的联盟。战争只是邻国间的地方事件而已”。帝国和同盟的形成看来在点燃和扩大战火上起了很大作用。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0〕〔11〕〔12〕〔14〕〔16〕〔1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8、19、456、439～442、150、518页。
〔13〕参见基托《希腊人》第7～8章的叙述。当然，斯巴达虽以“解放希腊”为号召，事实上主要也还是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
〔15〕日后柏拉图想寻求哲学王的统治也是往这个国家。
〔17〕尼西阿斯认为他深知雅典人的性格，雅典的选民是容易受到任何一个想造成成见的狡猾演说家影响的，所以，虽然现在它的士兵的大多数人在叫嚷，说他们处于绝望的地位，但一旦回到雅典，许多人就会改变口气，说是将军们受了贿赂，把他们出卖了而回来的。因此，他想与其死在一个丢脸的罪名之下，不如死在敌人手里。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32页。其他如处死打了胜仗但在救援和处理尸体上不力的将军们；支持胜利时的亚西比德，而他一旦失败一次则即将其抛弃；对伯里克利罚款以解怨气等等。
〔19〕据说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特洛伊的妇女》，实际上是描写弥罗斯陷落的悲惨情况。
〔20〕我们可以想想春秋时候的吴、越两国的强弱易位。而《论语》中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则显示出另一种逻辑，这种逻辑且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亦曾实行。
〔2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83页。
〔22〕可以参见加缪的小说《鼠疫》，不过在这本小说里，作者更多的是展示个别人的一种英雄主义。
〔23〕在交代自己的写作志趣的时候，修昔底德也谈到类似的观点，他说：“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书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8页。
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
？ 陈 虹
近来不少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知识青年关于上山下乡写了很多，讨论异常热烈，可是‘五七战士’对‘五七干校’却默不作声。”〔1〕又曰：“知青文学影响那么大，干校文学却尚未形成大的气候。”
〔2〕
的确，目前所能看到的“干校文学”只有杨绛的《干校六记》、韦君宜的《洗礼》、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牛棚日记》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等等；而且其中除了中篇小说《洗礼》之外，其余的几乎都是些回忆文章或者日记。针对这一现象；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一书中，有人即将“文革”期间作家们的心态归纳为这样三种：1。矢志不渝的虔诚；2。难以排遣的哀怨；3。宁折不弯的抗争〔3〕。而《耻辱者手记》的作者则认为“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已变成了“从势者”，从心态上分，有“麻木症”、“恐惧症”与“工具欲”三种〔4〕。然而，此类说法均忽略了重要的一点：“文革”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中，作家们抑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心态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出现于1968年的那个“新生事物”——五七干校，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其心态史中极为关键的一个“驿站”。忽略了对这一时期的心理分析，是无法正确回答出上面所提出来的那个问题的。
本文将以位于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为一“个案”。它的特殊不仅在于集中了6000余名来自首都的文化界人士，甚至包括了冰心、冯雪峰、楼适夷、沈从文、张光年、周巍峙、臧克家、张天翼、萧乾、孟超、陈白尘、王冶秋、冯牧、李季、郭小川、严文井、王子野、陈翰伯、司徒慧敏、李琦、金冲及、王世襄、陈羽纶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而且更因为它是文化部的干校——既然“文化大革命”大革的是文化的命与文化人的命，那么这6000余人便最终不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