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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我家”原来是两口之家，后来成了六口乃至十余口之家。可是，凡高一直而且永远是这家人共同的朋友，不，不仅仅是朋友，应该说是余家的“精神家人”。1990年，是凡高逝世百年，余光中、范我存和两个女儿专程远赴荷兰，瞻仰凡高画作，并到法国奥维凡高兄弟墓前凭吊；全家从荷兰买回的凡高画册，重达好几公斤。余光中写道：“1990年对于我家，真是壮丽无比的凡高年。”
这次远程的朝圣，犹如家族的祭拜仪式。这种奠仪，不需香火和牲酒，而用性灵与诗文。主祭余光中在那一年，向凡高一连献上了七篇诗文：以凡高画作为主题的《星光夜》、《荷兰吊桥》、《向日葵》三首诗歌；《破画欲出的淋漓元气》、《壮丽的祭典》、《莫惊醒金黄的鼾声》、《凡高的向日葵》四篇总字数逾四万的凡高专论。
余译《凡高传》震撼了许多敏感而年青的心灵。该书在台湾先有重光版，后有大地版，一印再印，总印数逾三万册。数以万计的热情读者中，有些正是在《凡高传》的感召下，成为出色的艺术家。比如，“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十二岁就读了余译《凡高传》；作家三毛（陈平）殁后，家人以她生前最喜爱的三本书陪葬，其中一本便是余译《凡高传》……
为了使更多青春的心灵能够沐浴于凡高的光辉中，1977年，《凡高传》出版二十多年后，余光中在繁忙的创作和教学之余，认真修改《凡高传》的译稿，使其译文更为精美流畅。在“新译本译者序”中，译者自叙其译事：“每页修改的程度不一，少则七八处，多则二三十处，相信旧译全文至少修改了一万处。修改所耗时间，每页少则十五分钟，多则往往半小时以上……新译的过程约为一年；有时在家里动笔，有时在办公室里，有时和我存开车去买菜，我甚至利用等她采购的一段时间，靠在汽车后座工作。”
对于翻译，余光中有精妙的论述：“翻译，是西化的合法进口，不像许多创作，在暗里非法西化，令人难防。一篇译文能称上乘，一定是译者功力高强，精通截长补短、化瘀解滞之道，所以能用无曲不达的中文去诱捕不肯就范的英文。这样的译文在中西之间折冲樽俎
，能不辱中文的使命，却带回俯首就擒的英文，虽不能就成为创作，却是‘西而化之’的好文章。”可以看出，余光中认为，优秀的译文能化解西方语汇句式；使之融入汉语的常态中的译文，便是善性西化，它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余光中重译的《凡高传》正是上述论述的有力印证，她的问世立刻引起了学界的注意。1993年，台湾东海大学中文所张嘉伦写出了《以余译〈凡高传〉为例论白话文的欧化问题》为题的硕士论文。文中详尽分析了余光中重译《凡高传》时的大幅改动，包括句子成分、句型结构以及词性、词序、语态等方面，认真论证了余译《凡高传》正是现代白话文纠正恶性西化的最佳范本
。
和凡高结缘已经半个世纪，余光中总是意犹未尽。不久前他还这样说：“凡高是我的忘代忘年交，他的痛苦之爱贴近吾心，虽然译过一本《凡高传》，仍然感到不能尽意，很想有空再译出他的书信集，或是鲁宾医生那本更深入更犀利的传记《人世的游子》。”
林语堂先生在他那本著名的《苏东坡传》中说过这样的话：“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富足而且坚毅的艺术生命总是灵犀相通的，林语堂和苏东坡是这样，余光中与凡高也是这样，卓越超拔的艺术心灵撞击而出的绚丽光彩，任是再遥远的时空距离也无法熄灭。
《凡高传》，（美国） 伊尔文·史东（Irving Stong）著，余光中译，台湾大地出版社1990年7月第十版。
拼命著书
拼 命 著 书
？ 任文祥
曾国藩生性诙谐，爱说笑话。他有一句名言：“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这二人是曾国藩门下飞出的两只大鸟：一只是秃鹫李鸿章，字少荃，他曾协助曾国藩捕啄太平军，后又率部剿拿捻军，官愈做愈大，差不多成了清政府的内阁总理。曾国藩说他“拼命做官”，意在褒奖，指他做官，能尽职尽责，忍辱负重。另一只是杜鹃俞樾，字荫甫，晚号曲园，晚清大学者。道光三十年，俞樾考中进士，曾国藩主持保和殿复试，发现这只春鸟的文章中有“花落春犹在”之句，大加赞赏，当即点他为第一，遂入翰林。后出任河南学政，因“命题割裂”，削职回家。后半生，一直讲学和著书。他的代表作品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古书疑义举例》等。曾国藩说他“拼命著书”，也是赞美之意。
俞樾是清代编著书籍最多的作家之一，那又粗又长的瓜蔓上结下五十多个大瓜，每个瓜就是一本书，其中《妙香室丛钞》一瓜最大，有百斤之重——近百万言。他也是最勤奋的作家之一，到了八十多岁高龄，他的瓜蔓已经枯黄，但还要结瓜。俞樾曾经把曾国藩赞扬他“拼命著书”的话写在《春在堂随笔》一书的首页，自感荣耀。然而，我对他的“拼命著书”却不敢一味恭维。
俞樾给后人最主要的教训是他的思想守旧，其作品缺乏时代光辉。他生活于晚清，那时西方的文化武化都涌入国门，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心情都不平静，不管你是何种思想倾向；而俞樾却有意同时代拉开距离，隔岸观火，因而读他的作品嗅不出时代气息。他在《春在堂随笔》一书中说，当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浙江镇海时，他正在浙江临平居住，遂将所见所闻，写成《乐府》四章；可是不幸，他说：“时余寓临平，年甫二十一，自以年少，不应妄论时事，故四章不存于集，今亦忘之矣。”这真是糊涂话！二十一岁正当少年气盛之时，所写反映鸦片战争的诗章，一定充满爱国激情，为什么不留存下来呢？说不定那四章乐府正是他一大堆瓜中最好吃的四个呢！可惜他让它们烂掉了。
这主要是因为文字狱使他小心翼翼，生怕触犯文网。不敢“妄论时事”就是他这种害怕心理的写照。再者，他好交结权贵，曾国藩、李鸿章等向他投下的阴影，使他双目高度近视，既看不到朝政的腐败，也看不到西方的侵略——很可能是明明看见而装作看不见。他对清王朝还抱有好感。当他得知咸丰皇帝夸他有才时，竟至感激涕零，自称：“虮虱微臣尚在眷注之中。”他是一名典型的时代落伍者。那时，一位日本学者因对“明治维新”不满来中国避风，俞樾对他表示同情。所以俞樾也不赞成中国的“戊戌变法”。
他的“拼命著书”还带来另一恶果：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他所结的累累瓜中，挑不出一个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哈密瓜；多数是些冬瓜、倭瓜，只能做大锅菜；其中还有二三苦瓜，叫人一吃就咧嘴。《群经平议》等三书，虽是他的代表作品，也不跳出对经书注解的老路。这是前人嚼烂了的甘蔗渣子，再嚼也嚼不出多少甜味儿了。至于《妙香室丛钞》、《荟蕞编》等书，更是每况愈下，都是从别人的书中“摘录”的材料汇编。他自己缺乏创作，单靠利用别人的材料编书，这真有点儿像杜鹃那样，自己不筑巢，而借用鹊巢生育子女了。他的《荟蕞编》自序说：“流览诸家文集，随手摘录，积久遂多，不忍遂弃，箧而藏之。”其中所载多名节烈妇女事，令人惨不忍睹。《妙香室丛钞》也是从别人的书中“摘录”而成的，他自序说：“遇见罕见罕闻之事，必以小纸录出之，积岁馀，得千有馀事，不忍焚弃，编纂成书。”
诚然，这样的资料汇编也是有用的；可惜用起来也很麻烦，因为他编纂时，既不分类，也不序时，杂乱错综，联缀成书，每找一资料，如入云雾山中。难怪沃丘仲子在《近代名人小传》一书中，指责他编书是“信手编成，体例殊无取裁”。
遥想一百多年前，如果他的思想先进一些，又不贪多求快，而是集中精力，精雕细刻，写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书，那该多好啊！那样，不光他的书今天还可以出版，说不定他还能跻身于“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行列呢！这使我们明白，一个作家脱离了时代，或思想守旧，他的作品就不会有生命力。再者，作家的作品，要以质量取胜，不可光是贪多。法国一位作家说，追求作品的高质量，好比追少女，要追漂亮的；可惜，俞樾追到手的都是一些丑丫头。
“资产阶级的天鹅”
？ 裴 梓
我曾在《人民文学》2000年第12期上读到一篇阿坚的文章，是谈俄罗斯文化的。其中阿坚自己的一首诗很有意思：“小时第一次听到天鹅湖的音乐时／只觉那音乐从天上的湖畔传来／我们社会主义的歌都是地上的／后来大人说它是资产阶级的天鹅／因为无产阶级的鸟非雄鹰即海燕……”我反复琢磨“资产阶级的”这个词，想搞清它为什么和“天鹅”联系到一起。这曾经是一个时代的世界观，人们的感觉是如此灵敏，听觉器官能区分出哪是资产阶级的音乐哪是无产阶级的音乐。不独听觉，视觉也有此灵敏的功能。记得中学时有个女同学长得不错，打扮得总是很整齐，班主任老师在班会上不点名批评“有些同学有小资产阶级的格调”。“资产阶级”曾经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符咒”啊，人人避之惟恐不及，可许多人还是被它抓住了。毛主席曾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于许多“文革”时代的“革命斗士”来说，“资产阶级”这个形容词就好比一个战无不胜的法宝，一旦把这项冠冕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注定失败。一些天性并不怎么恶的人也很知道如果这个词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倒霉的日子就开始了，于是为避免这魔冠不戴在自己头上，就想方设法把这“资产阶级”的帽子戴在别人头上，以表明自己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天鹅没有这种转移祸水的本领，她对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没有察觉。
天鹅为什么曾经属于资产阶级？人类（当然是指人类的一部分）为什么把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仅用于自身还扩大到动物界？天鹅并不知道自己的阶级属性，人类是以什么样的逻辑划分她为资产阶级的？
用那时的思维方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推导“天鹅”之为“资产阶级的天鹅”的逻辑关系：1。天鹅腿很长，她的羽毛很白，样子很高贵——这种特征很像资本家闺房里的阔小姐，所以天鹅属于资产阶级。2。柴科夫斯基的音乐美而且忧伤，而无产阶级是战斗的、雄壮的，所以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不是无产阶级的，天鹅的音乐形象是资产阶级的。3。柴科夫斯基为什么不写海燕，他写天鹅是何居心，分明是想瓦解无产阶级斗志，天鹅不属于资产阶级难道属于无产阶级吗？！
对于上述“文革”式“逻辑”，“因为”到“所以”之间的太大的“空档”，只能用“无产阶级革命感情”或“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来填充。不过现在要想不把这“逻辑”仅仅用“荒谬”来形容，我们也可以平心静气地问——就像对待一个正常的问题：“高贵”是否就天生是“资产阶级的”的属性？如果资产阶级果真与“高贵”密切联系，仇恨资产阶级的心理是否应该被认真地反思？比如，中国的文人画家喜欢画梅、兰、菊、竹“四君子”，是否因为梅兰菊竹是花之高雅者就天生属于“资产阶级的”？作为大自然中的植物，人类的一部分何以看出她们“资产阶级的”“本质”？即使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似乎也有矛盾。中国文人画从唐代就开始了，那时好像还没有资产阶级，宋元明清以来画画的文人即使不都是“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