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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领导力、亲和力、克服困难的毅力等；许多专业如法学的课程设置也开始着意培养学习者的逆向思维能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但是大学的这些做法仍然只能限于提高课程的设计水平和指导者的控制能力，使全部课程在内容上更“科学”。这种“科学”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是不是能够满足学习者第三层次学习的需求？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求？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二、中国高校面临的现实危机
如果说大学制度化了的教育过程与第三层次学习的矛盾属于教育哲学这一深层次的危机，那么知识与道德的权威性降低、大学教育普遍实用性的降低和大学教育相对廉价优势的丧失则是大学在第三层次学习的需求面前进退失据的外在表现，这一点在中国现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其产生之后的八九百年间，一直是产生促进社会进步和统一性所需要的各种价值的中心，也是培养高等社会技能的唯一的恒久基地。而在后现代社会，支撑大学权威性的基础正在消失。
所有权威性的降低都有共同的标志：权力的丧失。知识与权力的联姻在人类教育史上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是最早把知识与社会地位、权力直接挂钩的国家之一，在欧洲仍然把权力与血统、出身和战功绑在一起的时候，中国早已经通过私塾、乡学、县学、国子监和科举考试建立了自己完整而成熟的知识官僚培育体系。然而知识大爆炸没有首先出现在中国，是欧洲的启蒙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人类知识的急剧增加。从大学产生之日起，就一步一步巩固着自己作为人类新知识的中心的地位，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与第二层次学习相适应，个体学习者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各种权威以及这些权威所安排的几乎一切秩序。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发源地和中心，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堡垒。
然而，互联网动摇了大学作为知识中心的地位。不可否认，是互联网的发展暴露了大学对知识源泉的集体控制现象。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大学控制了几乎全部通往知识源泉的通道。大学的指导者与权力联姻，他们垄断性地决定着专业技巧和知识的标准以及传授方式、速率。现在，这种权力开始从大学里动摇。如果互联网有一天发展到任何人都可以同样接触到知识和技能的最前沿，大学在知识和技能传承上的垄断地位或许将不能再继续维持。
同时，大学作为知识与道德象征的形象正在崩溃。大众媒体将这块最不易沾上恶名的圣地的致命缺陷展示在世人面前，而学阀、师德败坏和学生的“堕落”令人们不再以崇敬的目光看待大学里的人，大学的危机不是就隐现在其中吗？
另一方面，大学教育普遍实用性的降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课程无法满足第三层次学习这一缺陷，使大学无力应对现实的变化。技术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导致任何知识和技能的实用期限大大缩短。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知识和技能失去其有用性的时间比通过大学学习获得它们的时间还要短。计算机系的学生发现，大学一年级所学习的知识和技能转年就已经落伍。在几乎每一所大学的
每一间宿舍里，学生们都在抱怨着课程设置的不合理和学制的漫长：从事那些灵活多变、越来越细化的职业所需要的技能基本上不需要长时间的系统学习，往往为时不长的培训就能够提供这些技能。
在这种情况下，由专业培训机构提供的针对具体工作需要的短期专业培训比起成熟的大学教育更具有吸引力，在规避机会风险和提高投入产出比方面也更为明智。既然大学已经不能保证它的求学者将会获得一种终身职业，更不要说终身保有这份职业，职业培训的责任也就很自然的从大学中剥离。这反映在大学生中越来越普遍的逃课现象以及他们对各种职业培训和认证的青睐。在第一层次学习和第二层次学习阶段，或者说在后现代化社会之前，工作的种类、回报与学习和掌握相应知识、技能之间保持了稳定的正比关系。社会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经济收入通常随着追求高等教育的时间增加而同方向变化。而在今天这个越来越灵活和不稳定的就业市场上，这种传统平衡正在倾斜。大学教育的普遍实用性的降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严重地削弱了学历证书的商业价值。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大学学历证书发现自己无法与各种各样的职业认证书、短期培训证明一较市场价值。
大学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它们需要重新定位，为重新获得威望和影响力而努力。面对危机，一种很自然的策略就是接受新的挑战。这意味着大学对市场力量的屈从。大学开始用“市场需要”来衡量大学教育的社会实用性。在市场竞争中集体贬值的大学教师们孤注一掷，转而热情地支持在大学校园内采用“市场化标准”：课程、专业的设置是否必要及其适当的规模取决于市场的需要，“满足市场需要”、“满足社会需求”成为判断教育行为的最终标准。同时，大学开始大规模介入职业培训市场，降低身份与包括诸如语言学校、技术培训中心、职业技能认证机构甚至公司和个人竞争。不少大学教师从中看到了机会，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一新的现实。很快，他们就将大学改造成了商业企业。在市场化方面取得成果的大学教师们获得了金钱和其他众多的利益，成为新的社会偶像。但是市场真的万能吗？大学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或者改革是否能够满足第三层次的学习要求？大学固有的目的性和程序性特征是否决定了它最终无法适应第三层次学习的需要？从长远来看，职业教育、技术教育最终还是要从大学中剥离的。因为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从根本上来说仍然处于第一层次学习的阶段，以知识和技术的学习为最根本和直接目的。大学作为第二层次学习需求的产物，现在企图同时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学习方面都扮演重要、甚至是主导角色是不可能的。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实施者，这其中既包括政府官员，也包括大学的领导者，正在进行着这样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改革。
大学教育相对廉价性的丧失使其失去了另一大优势，在一切以经济性为衡量标准的后现代社会，这或许是最具杀伤力的优势。时间与金钱的投入与产出的失衡是否成为大学进一步失去吸引力的诱因？随着大学学费和生活费用的日益增长，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在中国，具有良好声誉和师资的大学集中在生活水平较高的大城市，而且大学的学费仍然在毫无节制地增长）。用不了多久，父母们就会发现大学教育不再提供值得投资的市场价值。今天还在漫天要价的大学也许很快就会发现它们的竞争力在降低，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父母们要为难以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子女们发愁时。
中国的大学教育产业化政策、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的短视做法，使基础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这些满足第一层次学习需求和第三层次学习需求的教育机构步履维艰，高昂的大学费用使广大的人民（除少数富有者之外）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痛苦不堪。高校改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最为失败、最将为历史所诟病、也对中华民族产生最为深远负面影响的一个领域。
三、大学的危机对策和出路初探
中国的大学显然也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自己面临的危机，高校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研究中国的高校改革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仍然门庭若市，入学人数仍然在大幅上升。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且严重不均衡，这意味着：1、后现代化社会的种种迹象虽然已经在中国出现，但并不明显，还不足以引起社会性的群体反应；2、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仍然偏低，社会需求仍然很大；3、大学之外的教育机构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且受到政策性限制，在与成熟的大学教育体系对抗的过程中还无法取得优势。从社会个体的角度来看，虽然社会已经开始提供不同的选择，但是大学作为一项投资在目前的阶段仍然可以期待相对稳定的回报。我们在研究社会个体进入大学的原因时，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是，在经受结构性失业困扰的国家，大学正在开始扮演避难所的角色。当就业市场不景气（这似乎成了一种必然的、将长久伴随我们的现象）时，进人大学使人们可以把必须做出抉择的时间向后推迟几年。有意思的是，做出这样决定的人们正是在利用第二层次学习中养成的惯性思维，应对高度灵活却不稳定的后现代社会现象。因而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值得推敲。即便如此，中国的大学还是先后采取了学分制、专业调整、院校合并、教师聘用制度改革等措施，在适应社会需求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尝试，如双学位的设置、参与社会办学等。这些措施究竟有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这些改革措施实行之后的大学毕业生是不是就比之前的大学生具有更好的社会适应性？如果说大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在增强，这是社会教育的结果还是大学教育的结果？大学教育是促进还是妨碍了这种社会适应性的增强？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中国最知名的大学校长之一仍然在高谈阔论“重塑大学精神”的时候，期盼中国的高校改革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是不现实的。院校合并也好、教师聘用制度改革也好，不过是做了些表面文章，不可能期盼通过这些“改革”解决中国大学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另一种选择就是索性拒绝商业社会的渗透，放弃满足第三层次学习需求的教育责任，固守在用傲视一切的晦涩理论建造的堡垒之后——在这些堡垒里有许多令人景仰的学术泰斗和道德先生坐镇。这种类型的大学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开始出现（如剑桥大学拒绝开设商学院）。北京大学重建南墙也许可以看作是在这方面的一次尝试，能否获得成功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中国的高等教育积弊深重，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进行的改革是否成功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教育，是针对学习而言的，因而必须从学习的层面对教育的宗旨、手段进行根本性的反思。
看不懂的经济学
■ 沈良庆
一
无论是西方世界历史，还是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追求现代化和发展的历史，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启示，都表明现代化和发展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和经济问题。
韦伯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探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时，在发生学意义上把它和新教伦理联系起来，从而将资本主义分为原生型和非原生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要“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他认为：需要新教伦理催生资本主义，但是，“胜利后的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它的支撑，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国和其他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能够通过向胜利后的资本主义学习完成现代化和发展任务。《儒教和道教》则强调：“中国尽管具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同时预料，“中国人同样能够（也许比日本人更加能够）在现代文化领域学会在技术与经济上均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可谓一体两面，共同说明了现代化和发展的殊途同归，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韦伯中国命题的不足之处，是带有文化决定论色彩。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评论他的著作：“批评中国旧社会教条森严无法活用的地方，通常一针见血。”“很适合用为评议文艺和美术的根据，而用以解释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如资本主义者，则不免流于用抽象的论断来衡量具体的事物，当中的联系，只在或有或无之间，读者纵无从驳斥其非，却也很难完全相信。”认为：“集体心理状态之不同是由于政治经济体系之不同使社会上分工合作的程度发生差异所导致……韦伯的理论有倒因为果之嫌。”例如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法治，就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罗马法根源和中世纪意大利自治城市的现实需要，英国则表现为近代实现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对接；民主制则应追溯到古希腊，将这些都归功于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难免“张冠李戴”之讥。尽管如此，韦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