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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我摇摇头。“太老了。”
他把这张表格压在档案夹底下，然后继续看下一张。“伊莉莎白·康诺，1994年4月1日失踪，女性，白人，出生日期：197I年1月15日。”
“23岁，没错。”我轻轻点个头。“有可能。”他把这张表放在桌上。
“苏珊娜·圣皮尔，女性，1994年3月后失踪。”当他念资料的时候，嘴唇不停地呕动着。“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失踪。”他又停住了，自己计算这个人的年龄。“16岁！老天！”
我又摇摇头。“太年轻了，死者又不是小孩。”
他皱着眉头，抽出最后一张表格。“伊娃莲·封丹，女性，33岁，今年3月28日失踪。哩，她是因努伊特人。”
“应该不可能。”我说。我想那具尸体不会是印第安人。
“就这些了。”他说。摆在桌子上的只有两张表格。米雅·威德，45岁；伊莉莎白·康诺，23岁。这两个人之中也许有一个人正躺在楼下的第四号解剖室。克劳得尔看着我，扬起的眉毛向中央聚集，形成另一个V字，但是这个V字是倒过来的。
“她到底多大年纪？”他有点不耐烦地问。
“我们到楼下去看。”我想，也该让他尝尝与尸体共舞的滋味。
这对他似乎很残忍，但我就是忍不住想这么做。我知道克劳得尔一向最怕进解剖室，我就是要让他不舒服。一时之间，他的表情像掉进陷阱似的。我暗自发笑，抓起吊在门后的绿色手术服装，迳自往电梯走去。他跟着进了电梯，然而在电梯下降的过程中，他却一语不发，看起来就像是要进医院检查摄护腺。克劳得尔很少进这个电梯，因为这电梯只通往停尸间。
这具尸体仍保持和我离开时一样的状态。我戴上手套，掀开盖在尸体上的白纸。从眼角余光中，我看见克劳得尔正僵在门口。他只踏进来一小步，勉强可说他已站在解剖室内。他的目光看向解剖室里的柜子，看着玻璃柜里的瓶瓶罐罐，看着各式各样的解剖工具，但他就是不敢直视尸体。我看过尸体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来一点也不恐怖。距离太远了，血液和血块都看不清楚。对刑警来说，要破解命案之谜就像考试一样。刑警的专长便是寻找线索、抽丝剥茧、解开谜题。然而，要直接面对解剖台上的尸体，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现在克劳得尔心里害怕得要命，在我面前却得努力做出冷静的样子。
我把浸在水中的耻骨捞起来，轻轻将它分开，然后用探针探弄覆盖住右耻骨表面的胶状物质。胶状物质剥离后，底下的骨头便露出几道平行的凹痕。这根坚硬而细长的骨头形成骨盆的最外缘，和左边的耻骨以胶质物相连。
克劳得尔仍站在门边。我把从尸体身上刮下的骨盆组织拿到灯光下，拉出灯臂对着自己，然后按下开关，把荧光灯打在骨头上。透过放大镜，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节都出现了。我看着那块弯曲的胯骨，发现了我想要的答案。
“克劳得尔先生，”我头也不回地说：“过来看这个。”
他走到我身后，我让开了些，不要挡住他的视线。我指着胯骨上部边缘的不规则状部分给他看。
我放下骨盆，他虽仍盯着它看，但不敢动它。我回到解剖台前，继续检查锁骨，验证我刚才的发现是否正确。我把泡在水中的锁骨抽出来，开始切开组织。当我能看到关节部分时，我以手势示意克劳得尔过来帮忙。我一言不发指着锁骨的另一端，它的表面相当粗糙，像耻骨表面一样。一个小小的椎间盘附在中央，它的边缘明显而没有毁损。
“如何？”克劳得尔问。他的前额已冒出汗珠，看得出他是在强忍紧张，装出英雄气概。
“她很年轻，大概20岁出头。”
我可以解释这些骨头如何透露年龄的讯息，但是他一定不会想听，所以我也懒得提。我的手套上黏上一小团软骨，我把它拍掉，摊平手掌，像个乞丐一样。克劳得尔和我保持相当远的距离，好像我染上伊波拉病毒似的。他虽然注视着我，但眼神却透露他现在正在心里暗自回想，寻找和尸体年龄吻合的人选。
“伊莉莎白！”他肯定地说，一点也没有询问我的意思。
我点点头。唯一可能的就是伊莉莎白·康诺。今年23岁。
“我想要一份死者的齿模报告。”他说。
我又点点头。
“死亡原因呢？”他问。
“目前还不得而知，”我说：“我得看过x光照片，或把骨头清理干净再检查，之后才能知道。”
我把话说完，他便离开了，连一句再见也没说。我也不指望他说，他能离开我就很高兴了。
我剥下手套丢掉，走出解剖室。我一面脱下手术服，一面对丹尼尔说话。我告诉他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他可以把尸体送去拍x光照片了，正面侧面都要拍，尤其是头盖骨部分。在上楼时，我在组织学研究室前停下，告诉里面的技师长但尼斯可以把尸体拿去清洗了。我还特别请他小心，因为这次是件分尸案。其实，提醒也是多余的，这里没有人比但尼斯更会照料尸体。两天后我就可以看到干净完整的头盖骨了。
我利用下午的空闲时光，继续拼凑桌上的头盖骨。虽然残缺不全，但是己足够用来辨识死者的身分了。这个家伙再也不能开装满丙烷的油罐车了。
回到家后，先前在陈尸处出现的那个不祥预感又回来了。一整天下来，我都不去想它，刻意把这个忧虑封锁起来，让自己专心一意，好能进行被害者尸体的查验工作和拼凑那个卡车司机的头盖骨。现在我已完全自由了，可以开始思想，开始忧虑。我一把车子开进车库，关掉收音机，这些烦心的事情便开始涌现。音乐一停，忧虑便窜了上来。现在不行！我对自己说。晚点才发作，至少也得吃完晚餐再说。
我走进公寓，听见安全系统的警示声，让人心安不少。我把公事包先放在一进门的地方，随即关上大门，走向街角处的黎巴嫩餐厅，点了一份我最爱的烤羊肉大餐外带。这是我喜欢住在城里的原因，离我住的地方不到一个街区，就可以吃到世界各国名菜。至于我的体重……哎，就先别提了。
在收银台左侧的架子上放了许多瓶红酒。我的酒瘾又犯了，每当我看到这些酒，就会有千百个冲动想尝滋味。我记得红酒的口感、香气、甘美和微酸的感觉。我记得红酒在体内燃起的暖意，由内至外，徐徐发散。酒能让我手舞足蹈，在黑暗中燃起希望的火炬。酒能让我充满活力，让我无所畏惧。没错，以现在的情况，正是需要酒的时候……我在开什么玩笑？我不能停在这里，这是谁摆的陷阱？我赶紧离开酒架前，不让红酒进入我的视线。不行，酒的愉悦只是一时的，付出的代价却相当昂贵。我已经戒酒6年了，绝对不可以前功尽弃。
我提着食物回家，与我一起共进晚餐的，只有我的猫儿博蒂和蒙特娄的景色。猫儿睡了，蜷缩在我的腿上，发出咕噜噜舒服的声音。当我洗完长长的一个热水澡，躺在床上时已经10点30分了。在黑暗寂静中，我已无法再压抑思绪。就像细胞一个个都发了狂似的，杂乱的思绪如排山倒海而来，逼迫我的意识非得正视这些问题，坚持要我思考。我想起另一起谋杀案，同样是年轻女孩被残忍分尸。我清清楚楚地一寸寸看过她的尸体，心中仍存在那时勘验她尸骨时的感觉。她的名字叫茜儿·托提尔，年纪只有16岁。她被人勒死、痛殴、头被砍断，身体也被肢解装在塑胶袋内，过了一年才被人发现。
时间己晚了，但是我的脑子仍不肯休息。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才得以入睡。整个周末晚上，那些尸体的数字编号不停在我脑海里跳跃，像幽灵一样，紧紧纠缠着我。
三
戈碧的声音从机场的扩音器里传来，催促我赶快登机。我拖着一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在机场的空桥上动弹不得。在我后面的旅客已很不耐烦，但是没有人过来帮我的忙。我看见凯蒂站在头等舱旅客的行列中，正往我这儿看，身上穿着她高中毕业典礼时所穿的黄绿色丝质洋装。她后来告诉我说她不喜欢这件衣服，有点后悔选择穿它。她为什么又穿这件洋装？她应该穿她最喜欢的那件碎花图案的洋装才对。还有，为什么戈碧会在机场工作，而不是在大学教书？她的声音透过扩音器，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刺耳。
我坐起来。现在是星期一上午7点30分。窗外光线正亮着，但受到窗帘阻挡，透进来的却很少。
戈碧的声音仍持续着。“……我待会可能没时间打给你，所以想看看人起来了没有。反正，我要问你关于……”
“喂！”我拿起电话，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太虚弱。对方说到一半的话被我打断了。
“唐普？是你吗？”
我点点头。
“我吵醒你了吗？”
“没错。”我头脑还有点昏沉，无法机智答她的问题。
“抱歉。要我晚点再打吗？”
“不、不，我醒了。”我坚持说下去，省得待会又接一次电话。
“你也该醒了，宝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对了，关于晚上的事，我们能不能……”一阵高频刺耳的尖鸣声打断她的话。
“稍待一下，我得先把答录机关掉。”我放下话筒，走到客厅，答录机上的红灯正在闪耀着。我关掉答录机，拿起客厅里的无线电话，回到卧房把里面的电话挂上。
“好了。”现在我已经完全醒了，而且极想喝咖啡。于是我便迳往厨房走去。
“我打电话来是要问你晚上的事。”她的声音有点冷淡。这不能怪她。她快等了五分钟了，就是无法好好把话讲完。
“戈碧，很对不起。我整个周末都在看学生的报告，结果太晚睡了。我睡得太熟，连电话声都没有听见。”我终于完全清醒了。“你刚才要说什么事？”
“是晚上的事。我们不是约好7点吗？我想改成7点半好不好？这些研究计划让我鸡飞狗跳，可能要忙一整天。”
“没问题，改晚一点对我也比较方便。”我用脖子把电话夹在肩上，伸手打开橱柜，拿出咖啡豆罐，舀了三汤匙到研磨机里。
“要我去载你吗？”她问。
“随你高兴，我也可以自己开车去。问题是，我们要去哪里？”我本来想打开研磨机，但是戈碧的声音已经够不清楚了，再打开机器伯什么也听不见了。
话筒那端一阵沉默。我能想见她现在正摸着鼻环，思考要去哪里玩的样子。也许她今天挂的是饰钉，而不是鼻环。在她刚穿好鼻洞挂上鼻环时，我一直无法好好专心和她说话，注意力老是放在她的鼻环上，想像这样做得承受多少痛苦。不过，后来我就习以为常了。
“今晚一定要好好玩一下，”她说：“我们找个地方吃露天大餐如何？到亚瑟王餐厅或圣旦尼斯餐厅？”
“很好，”我说：“我想，没有理由要你来载我。晚上7点30分我会准时出现。不过，你能不能再想想别的餐厅，最好带点异国风味的。”
这样直截了当地对话听来很刺耳，然而这却是我们两人习惯的对话方式。这个城市她比我熟，选择餐厅的任务当然是交给她处理。
“好吧，那就晚上见了。”她用法语说。
“晚上见。”我跟着她把这句法文说了一遍。她说完便把电话挂了，这使我有点惊讶，又有点松了口气。每次她打来都会讲个不停，我经常得想一些借口来结束谈话。但是这次却不用了。
在我和戈碧之间，电话一直是我们用来联系的热线。除了她之外，我从来不会和别人讲这么久的电话。这种模式很早就已经开始。在研究所时期，和她聊天总能让我松弛紧绷的心情；在我女儿凯蒂出生后，无论是喂奶、洗澡或在婴儿床里睡觉，都能让我在电话里兴奋地和戈碧讲上几个小时。有时我们也会分享新发现的好书，讨论目前所教的课业、学校里的教授、学生。我们几乎无所不谈，彼此都把这当成日常严肃生活中的一个小小调剂。
最近十年来，这个模式已有一点点改变，最近我们已比较少用电话聊天。不管是聚在一起或分离，我们都会为彼此的状况忧愁或快乐。是戈碧帮助我走过那段酗酒的日子，让我不再靠酒精的力量来为生命添加色彩。是我帮助戈碧走过那段情感波折的岁月，让她无论是在热恋、吵架或分手时，有一个能够倾诉的对象。
咖啡煮好后，我把它端到餐厅的玻璃桌上，脑海里仍不断出现戈碧的影像。每次一想到她，我便不自觉微笑起来。在学校里的戈碧、在难过时的�